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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我不远的战地上。那天我正指挥战斗，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打中了在我
附近的李朴，他立刻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下的青草。他用自己的热血证
明了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经过半年多的反“围剿”斗争，我们取得了在根据地内线作战的经验，
但当时中央整个战略指导上是“左”的，不可避免地也给我们带来消极的影
响。九渡冲、棠市两战之后，本来应该休整一段时间，这时，军委指示，主
要意思是叫我们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所谓“积极进攻”，具体地说，
就是连续寻找强敌作战； 1933 年7 月，我们曾两次向宁冈出击及向萍乡出
击都劳而无功。
当时敌人在坳背、下水湾一带，碉堡摆得密密麻麻。我军进到宁冈，敌
人就集中兵力由古城、砻市向我迫近。我们占领阵地，准备敌人进攻时从阵
地前用反突击反冲锋战术打垮敌人。可是敌人见我们摆开阵势，他也摆开阵
势，只构筑工事，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他们有6 个团，占领宁冈中心地区，
以宁冈与古城为基地组成防御体系。我们当时只有4 个团，失陷后的苏区宁
冈县，群众工作一时不能恢复，不利于大战，便在敌军构筑工事时，乘夜撤
退，另求机动。
这次军事行动，我们只是做而不公开讲。因为当时“撤退，机动”这些
词，很容易给“左”的好事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其实，军事上
尤其是在游击战争中，经常采取这种办法，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还
有一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话，都说的是这个道理。敌人强大且
处于有利时机，我们打不赢，当然要走了。中国古代兵法也强调“不能则避
之”、“避实击虚”、“避强击弱”。避实可击虚，避强可击弱，打不赢就
走，还可以打得赢。当时我军的处境，就是我这个老兵，也只能做，不能明
说，足见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之深，控制之严。
8 月间，我们又在茶陵宁冈之间活动。事前得到情报，敌人为缩小苏区，
可能分兵到梅花一带窜犯，我们采取每天派一个团利用地形待机，捕捉敌人，
有一天中午敌人一个营从墨庄与城皇庙之间插过来。被我们捉住消灭了。为
扩大战果，派49 团向雪花坳敌据点佯攻，想把坳背的敌人吸引出来再吃掉
它，不料碰上了敌主力之一部，结果打了一场硬仗，毫无所得。
9 月，我军又出萍乡活动，敌人情报灵通，调动快，加上飞机轰炸，我
军被迫打了不利的战斗，造成二、三百人的消耗，只得撤回苏区。
两役不利，是军事领导上的大问题。11 月，任弼时召开省委会议，指出
湘赣红军在6 月以前的反“围剿”战争中，是打得较好的，基本上坚持了游
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又认为蔡会文在执行军委的指示中犯有错误（当
时还没有认识军委指示本身也有错误），于是蔡会文辞去了17 师师政委的职
务。
当时，“左”倾路线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个任务没完成好，
就批成右倾机会主义。在永新召开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有人提出不打“死老
虎”（指王首道），要打“活老虎”（指蔡会文）。王首道当“死老虎”，
历史已经证明错了；把蔡会文当成“活老虎”打，更是错上加错。但当时我
们都还没有这个觉悟。1933 年11 月底，省委批准蔡会文辞去17 师政治委员，
并派陈洪时来继任。不被信任的蔡会文后来牺牲在战场，而陈洪时在我主力
长征后当了叛徒。
1933 年10 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调动了100 万军
队、200 架飞机，对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当
时，湘敌刘建绪积极向我湘赣苏区进攻，他把彭位仁第16 师和王东原第15
师之45 旅摆在主攻方向；以第15 师主力和陈光中第63 师在南北两翼配合，
企图首先攻占湘赣苏区西部要冲梅花山地区，进而进攻湘赣苏区中心——永
新城。
梅花山位于湖南茶陵与江西莲花、永新之间，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东侧。
控制这里可以威胁敌人主要补给交通线，又利于我出湖南活动。所以，我们
决心利用这里的地形和群众条件，保卫这个地区。
敌16 师每天派出一两个营到梅花山北侧向我作试探性进攻，但主力不轻
易出来。我还是让茶陵独立团在梅花山阵地加强工事，在山顶北侧修筑一个
碉堡，并在周围做散兵工事，吸引敌人主力出动。我军主力则摆在梅花山、
江鼓寨之线待机。正在赣江活动的红18 师也调来参加战斗。
11月8日，敌第16师5 个团和第15师之45旅共约7 个团兵力，向梅
花山发起攻击。茶陵独立团凭借工事居高临下，顽强抵抗两个钟头，敌人越
来越多，形势紧急。这时，红17 师先头一个连跑步投入战斗，红18 师一个
团也赶来参战。这时敌人的炮火猛打碉堡，其实我们根本不在碉堡内，而在
碉堡外的野战工事和灌木丛或山坡隐蔽。炮火一过，敌人的步兵攻上来，我
坚守正面阵地的部队给强攻之敌以重大杀伤；随即一鼓作气，乘胜反击，将
敌主力3 个团全部击溃。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同敌人打的第一仗，打好了。我军只伤亡100
多人，敌人伤亡惨重。第二天打扫战场，清数敌人尸体就有200 多具，估计
敌人伤亡人数在800 至1000 之间。但这一仗缴获不多，因为没有把敌人的退
路卡住，敌人主力退走了。但是，梅花山之战是胜利的战斗，对湘赣根据地
中心区的巩固有很大意义。
1933 年12 月，为护送湘鄂赣和湘赣两省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代表，也为迎接由中央苏区派到湘鄂赣当省委书记的陈寿昌和军区
司令徐彦刚，由我和陈洪时率17 师全部及18 师一个团经永新、牛田到遂川、
万安、泰和地区之高桥头，向赣江边前进。
12 月5 日，我们到遂川县之路田附近时，敌77 师一个团从于田圩进至
路田古田岭阵地（那里原有敌人做好的工事）。我看敌人刚到，还没准备好，
就立即决定把这股敌人打掉。我们3 个团一起攻击，只两个小时，就将敌人
大部消灭了，俘敌团长李春光，缴获步枪300 余支，重机枪3 挺。这次胜利，
是从6 月份以来战斗缴获最多的一次，士气提高了，弹药补充了，也有利于
开展与恢复遂万泰地区的工作，并完成了迎送代表团和干部的任务。
在湘赣苏区形势日渐好转，中央军委命令17 师北上南浔路，配合中央红
军向北发展，也是间接配合国民党第19 路军在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行动。红
17 师北上后，湘赣苏区兵力单薄，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不久便被敌占领
了。
第十章北上与回师
1933 年11 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 路军，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
蔡廷锴诸位爱国将领的领导下，提出抗日反蒋，与我们联合行动，并订立了
秘密的联合作战协定。他们公开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与国民党南京政
府相对抗。蒋介石为消灭19 路军，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了10 个
师去福建，于1934 年1 月开始进攻延平、古田等处的19 路军。
中央红军根据联合作战协定，从江西向北发展，以牵制蒋军，配合19
路军的行动，同时也是为了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当时，
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分东、西、南、北四路，东路军即19 路军，西路军
是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南路军是广东军阀，北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1934 年1 月14 日，我们接到中央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电
报，令“第17 师应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配合第16 师向南浔
路永修一带行动”。当时，军委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北上的战略意图是配合
第19 路军，只是在通报“福建事变”的情况下，要我们去配合中央红军向北
发展。对“福建事变”，只认为他们反蒋是好的，却没有把他们作为同盟军。
红17 师是规模较小的游击兵团，全师才4000 多人。军委指示我们北上
的主要任务，是破坏南浔铁路。南浔铁路是南昌到九江的交通要道，是敌北
路军进攻中央苏区的主要后方联络线、补给线。如果能破坏南浔铁路，对中
央红军北上是有力的支持。
当时，我们驻在安福的枫田、固江一带，接到上级指示后，立即做出发
准备，补充兵员，打草鞋、做风帽等。1 月26 日早晨出发，进到分宜以东的
萧公渡。萧公渡对面有条河，河对面有地方武装防守。那时是冬季枯水期，
河水不深，我们在天亮前涉水冲了过去，把地主武装打跑了，还抓了些俘虏，
查明情况。这一天全军乘胜渡过袁水，驻在鹤巢、双林一带。
27 日，国民党的飞机来驻地轰炸。为了引开敌人，我派小分队去打鹤巢
附近的碉堡。平常打碉堡是先把周围的电话线割断，那天我们特意不割电话
线。我们一打，碉堡里的敌人就打电话告急，说红军的大部队来了。这样就
把敌人的飞机引到碉堡附近。我们又在碉堡附近搞了些假目标，飞机把炸弹
抛完也就回去了，我驻鹤巢的主力部队得到了休整。这个方法很合乎孙子说
的“兵者，诡道也”的原则。
过了袁水，我们继续向北。蒋介石得到情报紧张了，急令敌第18 师朱耀
华部和第62 师钟光仁旅驰往铜鼓，从西面堵截我们。我们却由华阳渡过锦
水，向高安前进。一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筑的碉堡。我们多半晚饭后战备行
军，前面打开一、二个碉堡，放火一烧，火舌从堡顶冒出，冲向天空，附近
碉堡中的敌人都被吓跑了。我军继续前进，沿途烧碉堡，熊熊的火光把马路
照得通明，好像一条大火龙。我们每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