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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午，永新、钱市几方面的敌人向我进攻，我看打不出好仗，没有时间
请示军委、省委，就离开永新地区，翻过南山到牛田一带和省级机关一起行
动了。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红军总应该打胜仗，可这两个月为什么仗
总打不好？离开了基本根据地，今后如何办？但我又想，天无绝人之路，总
会有办法的。省委和省军区开会，对局势进行研究，决定向遂万泰和井冈山
地区发展。
7 月18 日至19 日，我们围攻五斗江，7 月23 日围攻衙前。这一带都是
山区，包括拿山、关背在内，地域广，回旋余地大。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
是可以不走的（指后来的西征）。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
“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
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这样，
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特别是1929 年1 月红4 军下井
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袁文才和
王佐，作了错误处置，使湘赣苏区长期背了一个大包袱。当时，我们想恢复
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
作，没有实现，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扩大。
7 月下旬，中央命令我们西征。这时，我们确实十分困难，必须突围转
移了。
第十一章先遣西征
1934 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
边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不大了。湘赣苏区在六月以后，也没有这
种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苏区如何坚持？红军如何行动？大家都在思索着。
1934 年7 月23 日，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
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
创立新的苏区。”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
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
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在现在地区，
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
区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
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积极行
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
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
六军团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作者注：
1931 年3 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电报中的二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
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
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
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桂东地域。在转移中第二步应转移
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
向新化、淑浦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
了规定：“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
并与萧克、王震3 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在这个长电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说明。一天，弼时同志对
我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这几句话，对我既有震动又有
启示。我早就听说过弼时的一段经历，他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
记期间，曾以团中央名义起草了《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并在一次中央紧
急会议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他们隐瞒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后来，他
到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了，尤其是在1933 年6 月11 日，我们接他到湘赣
苏区工作后，对他的印象更加深了。我觉得他不仅对政治问题有深入的见解，
而且善于观察战略大势。后来我们在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很可能向西
撤，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说过，当时组织红军第六
第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明，
“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然这都
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立即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全军政工会议。他
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
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六军团军政委
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慎密的研究，认为如按军委规定的方向突围，沿途
山大路险，不便运动，容易遭到驻宁冈的湘敌第15 师堵截和驻永新的第16
师、 62 师的追击，而且会过早地暴露行动意图。因此，确定主力先向南再
向西南急进，冲破敌人的战役包围。我们觉得，南面是湘敌和粤敌的接合部，
都是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兵力较弱，间隙较大，便于行动，同时也不至于
过早暴露战略意图。我们在决定了突围的方向后，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
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
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安排。
经过充分准备，8 月7 日下午3 时，全军约9000 人，在独立4 团的引导
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
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于11 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
寨前圩。 12 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
长兼17 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17 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
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18 师师长，甘泗淇为18 师政委，谭家述为18
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
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17 师北上的经验，就把省保卫局的犯人，
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
也带上走，你走10 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
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
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
我们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军
委，但那时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当中央红军从
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时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被动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
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
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
我参加军队以来，有三次亲切的感受，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开
始带了被服、装备，一路走，一路丢，到东江后，留下不多了。第二次是朱
毛红军下井冈山，也带了些辎重行李，虽然不多，但走到闽赣边，也丢得差
不多了。第三次是红17 师北上，北渡修水后，军委还特令我们焚毁行李，我
们执行这个指示。行动更便利了。我认为军委的命令总的方面是正确的，但
是，六军团西征，军委却叫我们搬很多东西，我认为是不行的。我最担心的
是战斗部队力行李辎重所累而不利于灵活机动行动，打不好仗，不仅辎重行
李会丢掉，连战斗部队也会损失。但又感到这是军委指示的，不执行也不好，
我深深为此发愁，就同张子意个别谈，他虽然理解我的心情，但由于没有这
方面的经验，认识不深，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大家对中央军委的指令，十分尊重。本来就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家当，
包括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而军委又恰好指示要“搬家”（后来语），
大家就积极执行。我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有坚持的勇气，不敢提，听之任
之。
六军团西征一个月，我们经常向上级报告地形，敌情及行李辎重损失的
情况。可是，中央不接受我们的教训，“搬家”搬得更厉害，国民党报纸说
我们是：前头的“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此语虽近乎笑话，
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应就警
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
然造成更大的损失。
红六军团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令刘
建绪派两个师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和4 个保安团防堵拦截。广西军阀也
令第7 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
留的计划。8 月12 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于20
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一天。继续前进，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
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淑浦地区前进。
敌刘建绪发现我军将抢渡湘江，急忙调重兵防堵湘江，严令尾追我军。
与此同时，桂军第17 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
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严密布防，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区，打算暂时立足，酌
情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就进入白果市，从4 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
来。绕过敌15 师的侧翼部队。立即转而南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