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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心情沉重，从井冈山斗争到转战赣南、闽西，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经过了多少艰难苦战，才开创出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现在不但根据地丢了，
中央红军也只剩下万把人。大家对造成损失的领导者有怨愤情绪。我联想到
在湘赣苏区时， 17 师奉命北上，苦战数月，结果劳而无功；第五次反“围
剿”，那些领导者要我们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把湘赣苏区拼
完了，我们不得不作战略转移；6 军团西征，又指示我们“搬家”；沿途我
们不断向中央报告多带行李辎重的不利及损失情况，但中央红军出来，搬家
更为厉害，损失也更大。大家都认为这些领导人博古、李德等太主观，对革
命不负责任。
在闲谈中，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总司令、总政委就走了，
关系没搞好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
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几天后，在蒲玉隆见到了许多年
不见的朱德总司令，我们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中央
撤换左倾错误领导博古、李德，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的事
情，都很高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感到愤慨。朱总司令还说，张国焘搞
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
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
7 月2 日，我们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大会师。5 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
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32 军编入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
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红二方面
军的番号了。
在我们到达甘孜前，徐向前、李先念等已率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出发北
上了。11 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也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向哈达铺地
区前进。从甘孜向北，是一望无涯的大草地。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
也没有多少粮食。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
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我们虽然努力准备
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计划。部队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我们的口号是：“走
出草地，就是胜利”。大家用野菜代粮，许多人牺牲在草地。
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
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
有小的骑兵部队。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有一天到总司令部开会，总
部的领导人向我们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教我们打骑兵的战
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我这
是第一次直接听他传授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直到现在仍有深刻印
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
消灭他们，但也没有吃亏。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36 年9 月1
日走出草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蒋介石一面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
南迅速调到陕甘；一面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37 军毛炳文部和
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3 军王均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强迫东
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军。
中央军委于9 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
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
占领岷州、武山等地
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
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
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
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
但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错过战机，毛炳文部没能消灭，胡宗南先头部
队也已调到了西北。中央军委于9 月18
日提出了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
南和陕西积极活动，箝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
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
南。
9 月间，二方面军的部队进到甘南岷州一带。这时，我
因肠胃炎，在后方休息。记得有一天，接朱德总司令电话，
叫我到红军总司令部去一趟（总司令部设在岷州乡村中）。赶到后，总
司令对我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合。现在31 军军
长王树声病了，你到31 军去当军长，打胡宗南。”
我是革命军人，习惯了服从命令，更何况是朱总司令亲自交代的，所去
的部队是红军部队又是为了打胡宗南，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我从岷州前往漳县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同行的还有四方面军政委陈
昌浩及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漳县后，见到徐向前，他欢迎我来工
作。这时张国焘也从总部来到前方，他一来就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
渭源、漳县地区西去，准备渡黄河，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
西部。朱德总司令从后方赶到漳县之三十里铺，建议召开西北局会议，坚持
北上，但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继续西进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
极为不满。如9 军军长孙玉清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
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
到洮州又开西北局会议，朱德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向北进的理由。
徐向前也说：“鄂豫皖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陈昌浩、傅钟、李卓然、
和我，都同意朱总的意见，一致要求北进。这样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回头。
但部队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靠拢了。我这
个军长，也因部队行动的辗转变化，直到10 月20 日，才在通渭赶到31 军军
部任职。
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于10 月8 日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从甘南艰
苦奋战，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
兰大道，于10 月22 日也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
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合。至此，
我们完成了长征的伟大任务。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高度地保存了有生力
量。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多。从湘西出发时是18000 人；
过金沙江时，保持了出发的人数；出草地后还有10000 人以上。之所以能这
样，我认为我们的战略思想明确。我当红军以来，经过了三次长途行军，对
这种行军如何保持有生力量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中途要找适当的地方
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训练部队，治疗伤病员，筹集粮款等等。从湘
赣苏区出发时，弼时同志就提出要建立游击点和游击根据地，我赞成这个观
点。这样，部队就不会连续行军，可以得到休息和补充。长征途中，只要到
了有粮食或其他条件较好的地区，我们就停下来，布置大战。敌人看到我们
停下来要打，也会停住观察一下，调集军队，调整部署，总得三天五天，十
天八天，我们就趁机休息，做群众工作，争取主动，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利用这个办法，我们一路虽打了许多恶战，减员不少，但都能及时得到休整
与补充，有效地保持了有生力量。
第二，坚持正确的军事方针。早在二、六军团会合时，我们就从自己的
军事行动的体验中，得到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对过去那套
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已无兴趣了。那种打法，是近乎
冷兵器时代兵对兵，将对将，“下战书”和先报姓名的愚蠢打法。孙子在2500
年前就提出“毋要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的观点，“左”倾错误的领导
者，是不懂中国优良的军事传统的。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批评它，
但知道那种打法是不行的。在战略转移中，我们坚持了游击战、运动战的军
事方针。我们由湘鄂川黔去贵州，不是径直向西，而是声东击西，先向东南
东渡过澧水、沉水后，进至湘中，然后向西。敌兵虽多，处于优势，也抓不
住我们。在贵州突然进至札佐，威胁贵阳。在普渡河，突然冲到昆明城外30
里地，这些地区都是敌人的战略要地。可以影响敌方的战略行动。常常采取
曲线行军，穿插于诸路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
有时以急速的行动，猛烈的动作，震撼敌人战略要害，造成其临时应付、仓
皇调动的无计划行动，我则易于抓其弱点，摆脱强大敌人。记得一、二、四
方面军大会师后我到延安，朱德总司令对我们说：“二、六军团集游击战、
运动战之大战”。我认为这是对二方面军中肯的评价和鼓励。
第三，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了湘、黔、滇、川、
康、甘、陕等省，前后攻占了30 多座县城，一路上，我们广泛宣传党及红军
的政治主张，团结、教育、争取了包括开明绅士周素园、被俘国民党中将张
振汉等在内的各种力量，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尤其是经
过苗、瑶、回、彝、纳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严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了我军的
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最不怕艰难困苦、
最富于牺牲精神，为人民谋利益的武装，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