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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根据地”之名，同样体现在游击战争方面。我曾以当时边区战争形势
为背景写了一首诗，讴歌晋察冀的游击战争：
同仇敌忾驱倭寇，
敌后军民摆战场。
大行高耸燕山险，
善攻动于九天上。
燕赵慷慨悲歌地，
军民带甲同耕稼。
地道如网村连村，
善守藏于九地下。
这虽然是一首诗作，但从当时军事角度来说，也没有夸大。孙子所说“善
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抗战时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
路军和广大人民武装可以当之。
1942 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加紧对中国人力、
物力、财力的掠夺，以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华北是
其掠夺的重点，而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是重点的重点。敌人对晋察冀根
据地，连续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活动”，不仅对冀中，对北岳、
冀东、平西、平北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扫荡”，加上1942
年又遇到罕见的大旱灾。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都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困难。为
了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党中央发出指示，指出目前一年内，我们的中心任务
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要坚决实行精兵简政，节省人力，休整兵力，训练
干部和发展经济。
为执行中央的方针， 1943 年初，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了审计委员会。
记得这个组织是根据边区政府副主席张苏的建议，借鉴旧社会的形式，成立
这个组织的。其主要职能是控制编制，审计经费开支，检查粮食和物资供应
情况。并推选我兼任了审计委员会的主任。我们为巩固精简成果，克服困难、
渡过难关，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在控制编制方面，任何单位要增加或调整
编制，都要经过审计委员会的批准，严格控制脱产人员。在财政方面，缩减
公杂费用，严格经费开支手续，杜绝浪费，厉行节约。在供给方面，主要是
尽最大努力节约，并作出具体规定。边区各级各系统成立实计委员会，并做
广泛宣传，使边区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认识在长期战争中增产节约和
建立制度的重要性。我们还对边区人民负担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总结出脱
产人员的比例数，即一面负担的地区（指较巩固的根据地）按根据地总人日
计算，要30 人才能养活1 个脱产人员；两面负担（不巩固的根据地、游击区
对敌我两面都负担）的地区要100 人才能养活1 个脱产人员。这个结论比较
合理。对后来保证边区人民合理负担起了重要作用。
晋察冀边区的审计工作当时在华北各根据地是个创举。这项工作的开
展，保证了边区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稳定了边币，统一了编制，减轻了人
民负担，对经济的发展和持久作战起了好作用。
1943 年夏，程世才去延安学习，我又接替他兼任边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在此期间，有两件事我记忆较深：
第一件事是这年夏季保卫麦收的斗争。北岳区的东西两面是起伏地，再
往北，沿平汉线是一大片平原，这个地区种麦很多，是边区的主要产粮地。
过去一到麦收、日、伪军就纷纷出来抢粮。我考虑，如果把这里变成一面负
担，就能解决北岳区粮食供应的大部分。于是决定，分散一部分正规军，配
合地方武装和民兵保卫麦收。当时从1、3、4 分区各抽两个团，以连排为单
位分散到产麦区。
这时期，敌我双方在麦区展开了紧张的争夺战。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规
模比过去大，人马也多，有正规军、游击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运粮车马等。
虽然目标大，但都分散躲藏在麦地、田坎以及利于隐蔽的地形地物，敌人不
易发现。加上我们地形熟，情报明，民兵和地方干部都是义务情报员，敌人
来抢麦，我们就打枪，给敌以杀伤，并造成敌人混乱。敌大队来，我又转移
了。埋伏在附近的其他小队如果看到有机会，也同样打。这样，敌伪既不能
割麦，运麦，兵力又受损失。反复搞几次，也就很少再来了。这种战争，江
西苏区时期叫“麻雀战”。但那时的“麻雀战”，都由游击队担任；而现在
正规军也参加。当然，无论在战术、技术和指导方法等方面都有发展、提高。
这是一种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于一体的好的斗争形式。
这次保卫麦收的斗争达到预期目的，成熟的粮食一粒也没有落到敌人的
手里。
第二件事是这年秋季反“扫荡”，我们把主力部队分兵敌后，与地方武
装密切配合，以我之长，制敌之短，取得了大胜利。因为我们熟悉地形、民
情，正规军敢于分散，不怕没饭吃；民兵又善于单兵、小组射击，利用地雷
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斗争形式，机动灵活；而敌人是地形、民情不明，缺
粮，不敢分散，尤其是日军不敢分散行动。当时，日军2 万多人，伪军1 万
多人，对北岳区进行“扫荡”，我们留下小部队和民兵以游击战和地雷战籍
制敌人，主力转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实行内线与外线结合、主力与民兵结合，
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结合，武装斗争与其他多种斗争相结合，使敌人到处被
动挨打。这次反“扫荡”，我们的损失不大，但敌人的损失却不小。据统计，
共歼敌9000 余人，其中被民兵歼灭的占一半，说明我们的民兵有力量，也说
明正规军与地方武装配合得好，可以用小于敌人的兵力战胜强大的敌人。
1943 年夏，抗日战争进入第7 个年头。日军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受
挫，不得不继续抽调部队增援南洋，当时从华北抽走了3 个师团，其中有2
个师团是原驻晋察冀地区的。边区形势开始好转，根据地也在逐渐恢复和发
展。但日军为了掩盖其战略企图，在抽走部队之前又调集兵力，准备对根据
地发动新的大“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准备以40 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7 月中旬，军区接到中央命令，派吕正操
率6 个团开赴晋西北担负保卫中央的任务。8 月1 日，中央通知聂荣臻准备
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并决定由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由
我代理军区司令员，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分局根据中央精神，决定将北岳、
冀中两区党委取消，工作集中于晋察冀分局；原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合并于晋
察冀军区，各军分区由军区直接指挥。
为了迎击敌人的大“扫荡”，我们一面布置战前准备工作，一面研究制
定反“扫荡”的作战方案，决定仍采取内线同外线结合、主力同民兵结合、
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的对敌斗争方针。为此，划分了内外线部队
的活动地区及物资掩蔽地区、补给地区和内线部队应控制的制高点（区）。
加强了情报工作，把重要的电话线路更多地改成了隐蔽线路（晋察冀军区早
就有隐蔽线路的布置）。并设立了宣传站，印制宣传品。正规军连队还组织
了飞行射击组和飞行爆破组，民兵进行侦察编组和爆破训练。群众进行坚壁
清野和秋收、秋耕、秋种的各种准备。到8 月底，北岳区全体军民，包括4
万多部队和18 万民兵，对敌人每年都要进行的“秋季扫荡”，都已严阵以待。
就在准备反“扫荡”期间，我突然身患重病，整天高烧不退。聂荣臻去
延安时，还以为我的病会很快好起来，但到反“扫荡”开始时，我就不能坚
持正常工作了，由程子华和唐延杰负责反“扫荡”的组织和指挥。
敌人这次大“扫荡”，先从平北开始。8 月8 日，敌6000 多兵力突然向
平北根据地发起进攻，由于敌人的进攻来得突然，平北党的领导机关和部队
仓促应战，一度呈现混乱，但很快调整了部署，由被动转为主动。至9 月中
旬，“扫荡”平北的敌人在我打击围困下，大部退出了平北中心区。
紧接着，敌人又对北岳区开始了所谓“毁灭扫荡”。9 月15 日，日伪军
近2 万人分别由保定、石家庄、阳泉、五台、张家口、宣化等地出动，以奔
袭动作，很快占领了我根据地的松山、蛟潭庄、唐梅、会口、下关等地。这
时，我的病仍不见好转，整日高烧，便随边区政府、华北联大，白求恩卫生
学校等单位转移到神仙山，先佛也带着孩子到神仙山来既参加反“扫荡”又
照看病人。
神仙山地处沙河、唐河、滹沱河之间，位于阜平城北约60 里。主峰奶奶
尖海拔1800 米，兀立在群山之间，地势险要，日寇历次“扫荡”都不敢轻易
进入。神仙山在军区划分防区时，属三分区防地。我在养病时的警卫都由他
们负责。但这里北邻1 分区，反“扫荡”一开始，一分区第1 团政委亲率一
个连来担任警卫，军区卫生部政委姜齐贤也来了，还有陈其源大夫来负责我
的治病。姜是长征老兵，精通医术又有战争经验，不仅随时指导医生工作，
还同一团熊政委和先佛研究情况，决定行动。我们一行100 多人，组成了一
个小单位，在反“扫荡”中独立行动。
9 月下旬，敌人深入北岳区地区后，除四处“搜剿”外，还以飞机在空
中侦察，发现哪里有我军的踪迹，就进行轰炸，地面部队立即前往合围。沙
河、唐河、滹沱河之间地区，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军工厂也设在这里。
敌人进入根据地后，主力就朝着这三条河流之间的地区突击。敌主力一部便
闯入了神仙山地区。
三分区政委王平等很关心我的安全，经常向我们通报敌情。一天晚上10
点多钟，王平、黄永胜打电话给我，说敌人将分4 路围攻神仙山，让我当晚
就要离开那里。他们隔一会儿来一个电话，到12 点多敌情完全清楚了。最后
的电话中说，敌人将在拂晓前形成对神仙山的战役包围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