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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文学的研究论文，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实际上又何限于此呢。在介
绍鲁迅作品方面，他至少还做了下述两件事。
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各自推出了活页文选，作为学校的
课外辅助读物，也为了面向各方面自学的读者，影响不小。赵先生负责北新
书局的《初中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高中部分由姜亮夫教授负责。赵先生
在编选和注释中国新文学作品方面，非常重视鲁迅的作品，选收了鲁迅先生
的杂文、散文、小说和翻译作品不下二十余篇，如《〈呐喊〉自序》、《论
雷峰塔的倒掉》、《维新与守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老调子已
经唱完》、《雪》、《藤野先生》、《父亲的病》、《鸭的喜剧》、《白光》、
《狂人日记》等，详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选的作品全部加了注释。这
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件事是关于介绍鲁迅作品的英译方面，这在过去也是不被人们重视
的。1948 年10 月，赵先生编印了一本英汉文对照的《呐喊》（见图4），全
书厚达三百余页，由上海北新书局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丛刊”之一出版。书
内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
乡》、《阿Q 正传》、《白光》等八篇小说的英译作品。赵先生为书中的英
文单词加了五百多条汉文的注释，这要花费不少心血，也属于默默无闻的编
辑工作，“聪明人”是不乐意干的。出书之际，已经是蒋政权风雨飘摇的时
候，当时只印了一千册，此后亦未见再版，历经四十余年，原书已不可得，
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多。赵先生一向不喜欢自我标榜，也从不向人提及
这些往事。如果他不是真心崇敬鲁迅先生，或对鲁迅的批评心存成见，他决
不会主动地去做这些平凡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了。
瞿秋白与《茨冈》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长诗《茨冈》（“茨冈”即“吉普赛人”），原作
于1824 年。瞿秋白于1933 年冬季在上海着手翻译。那时他在白色恐怖的压
迫下，曾经多次迁移隐居处所，但仍坚持每天十小时以上的著译工作。正当
《茨冈》译稿即将完工之际，他接到党中央让他赶赴江西苏区的命令，尽管
这个决定对病中的他是很不合适的，他还是在1934 年初做好了离开上海的准
备，并分别向鲁迅和茅盾等人告别。他把未完的译稿《茨冈》，送给前来为
他送行的彭玲女士。四十多年以后，彭玲在回忆秋白、之华夫妇的文章《难
忘的星期三》（刊1982 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中说，《茨冈》译稿写在
一本黑色的漆布软面的簿子里，“他（按指秋白）一面打开译文，一面背诵
起原文来，很快就沉浸在原作的意境之中，好象眼前看见了平坦广阔的草原、
吉普赛人的篝火、帐篷和马车，甚至看见了真妃儿粗犷豪放、酷爱自由的目
光。”出发以前，秋白便把《茨冈》译稿送给彭玲，并说：“你喜欢，你就
拿去吧，作为你研究苏俄文学之助。”
抗战开始的第二年，穆木天和锡金正在武汉办诗刊《时调》，出版了五
期，又改出《五月》诗歌综合丛刊，1938 年5 月仅仅出了一期便告结束。就
在这小型的诗歌丛刊上第一次发表了秋白的译作《茨冈》，这是锡金从穆木
天那里得见秋白的手稿而整理发表的。彭玲是穆木天妻子彭慧的妹妹，多年
来一直珍藏着这部原稿。锡金把《茨冈》未竟的结尾写成了简介，并在刊物
上影印了手稿第一页，又把秋白用铅笔写在稿本衬页上的一行拉丁字译了出
来，放在诗的最前面，这一行字是：“这是我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话写诗的
尝试。”所以锡金在本书“附记”里说，秋白译稿《茨冈》的发表，为诗人
们更好地运用诗歌语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茨冈》译稿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是在1940 年3 月，当时作为“文艺新潮
社小丛书第一辑之一”，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见图5）《文艺新潮》是
上海孤岛时期一份重要的文学期刊，由钱君匋、锡金主编。这套小丛书也由
他们二人主编。锡金为了本书的出版重新写了《后记》，说明他在武汉见到
《茨冈》的手稿以后，“我费上两个整天整夜的时间，翻着《露和字典》，
对着俄文原本，把可能整理出来的都从那些零碎纸片中整理了出来，第一次
发表在《五月》上。”这一次出书，没有在诗的前面印出秋白用拉丁字写的
那句话，只引入锡金写的《后记》中。据锡金介绍，1938 年4 月于汉口美的
咖啡店楼上举行的第五战区士兵诗歌奖金评赛会上，他和话剧演员王莹女
士、诗人高兰分段朗诵过《茨冈》，引起全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侍役特地
停了音乐，连楼下的客人也站在楼梯上来听。1939 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诗歌
讨论会上，女作家关露也朗诵了《茨冈》的一段。人们热爱普希金，人们也
怀着一种尊敬的感情怀念牺牲不久的秋白烈士。
《茨冈》的译本中，还收入张铁弦、陈冥译的苏联作家写的《普式庚·俄
国文学语言的创造者》和《普式庚怎样写作》两篇译文，作为本书的附录。
这个译本问世半个世纪了，包括更早一点在武汉出版的《五月》（见图6），
都成了稀见的珍本书。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3 年2 月重印了秋
白译的《茨冈》，原稿未译完的部分则由秋白的女婿李何同志补译完成。《出
版说明》中讲到当年第一次发表此稿的《五月诗丛》，是在上海出版的。刊
名和地点都弄错了，足见编辑部一时也找不到原刊了。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1920 年3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不管人们怎样评
价它，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却是无疑的。诗集问世以后，曾
经引起震动和争论，1923 年3 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见图7）一书，编者是胡怀琛（1886—1938）。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
所工作多年，并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按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新诗开创时
期的重要史料，可是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连总结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程
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没有给予一定的地位，看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分上下两辑，全书一百四十余页。卷首有胡怀琛
的《序》，写于1921 年1 月，说明这是一家之言。他说：“这本册子，是我
批评《尝试集》，及和他人讨论《尝试集》的通信。。。自从民国9 年（1920）
4 月起，到民国10 年（1921 年）1 月止，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批评是标明
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和我讨论的人又反对我，大家笔战了一场，到
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读过胡怀琛的批评，我
发现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曾涉及《尝试集》的思想内容，只是就
诗中的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最不恰当的是，他还任意代作者改诗，如对
《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字迹娟逸”改为“字
迹雄逸”。理由是前者可省一个字，借以求得诗行整齐，后者他以为黄的字
“并不娟”。这怎么能说是文艺批评呢？就这样凡是他以为不当者，都一一
改字添句。这当然不为作者所接受，胡适不无嘲讽地回答：“这种不收学费
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
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当时替
胡适来讲话的有诗人刘大白等，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仍陷入双声叠韵等在新诗
里的运用问题。如此反复纠缠，还是逃不脱以旧诗的程式来束缚新诗。民主
革命家朱执信也参加了讨论，他说：“克强的字是娟逸，是雄逸，是个人自
己的趣味感觉，不应该拿自己所见去勉强人家。”同时又说，写新诗不懂音
节是很危险的事，“将来要弄到诗的破产”。上辑所收十七篇讨论通信大体
如是。
下辑是以胡怀琛的《尝试集正谬》作为开篇，于《尝试集》的总体内容
仍然没有涉及，争论更趋烦琐，有人甚至画出词语表格。胡怀琛逼问胡适“平
心而论到底错不错”，胡适答道：“我是不愿意加入这种讨论的，为什么呢？
因为先生既然说是‘正谬’，先生‘正’我的‘谬’，并不是和我讨论，我
又何必加入呢，况且先生并不许我自己辩白。”胡适又抓住对方说的“我现
在的主张，不是主张旧诗，也不是主张新诗，是主张另一种诗”，因反击道：
“先生既不是主张新诗，既是主张‘另一种诗’，怪不得先生完全不懂我的
‘新诗’了。以后我们尽可以各人实行自己的‘主张’，我做我的‘新诗’，
先生做先生的‘合修词物理佛理的精华共组织成’的‘另一种诗’，这是最
妙的‘最后的解决’。”实际上从一开始讨论，胡适便把对方作为“守旧的
批评家”来看待。《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虽然也留有历史资料，严格地
说并非真正的诗歌批评，只能供研究新诗格律问题的人参考，它之不被史家
所重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场讨论还有一段余波，1924 年3 月，胡怀琛又在上海晓星书局出
版了一本《诗学讨论集》，继续与郭沫若、刘大白、吴芳吉等人讨论有关新
诗的音韵等问题。书中收有他的一篇《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断定胡
适的新诗有两大缺点：“一，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二，纤巧。
只算词曲，不能算新诗。”又有一位他的学生王庚，作了一篇《尝试集批评
与讨论的结果到底怎样？》，他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指出尽管赞成胡适主张
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