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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大庆，有的砍了头，有的活埋，有的和狗埋一起，有的跪着，叫做人牲。经历了三千五百年，挖出来一看，像定了格的恐怖电影。
有些人根据这些被杀掉的家伙，论定商朝是奴隶社会。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人殉是在葬礼上被杀掉的，去陪伴死去的人。人殉往往是死者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媳妇、亲戚、武士、臣僚，他们在地底下依旧各斯其职，有的还在墓里持着戈，作出巡逻保卫的样子。当然也有个别奴隶。既然还要在地下各司其职，所以一般是囫囵杀死，留个全尸。这种人殉和后来历朝历代的殉葬一样（譬如寡妇之殉老公）没有太大区别，奴隶只占死者中的一小部分，也不是商朝独有的现象，明朝和清朝的皇上和贵族们依然有用人殉。
人殉以外，商朝另一些被杀掉者，是祭祀上帝以及商人祖先的“人牲”。人牲则完全不是奴隶。统计发现，商朝总计1。3万的人殉与人牲当中，75％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这是因为武丁时代战功最煊赫的原因，所以推论可知战俘是人牲的主体构成。武丁所捉来的战俘绝大多数都杀了作为人牲，极少量养起来转化为奴隶（用于从事养马、打猎之事，用于农业生产的则绝少）。这一点被卜辞的研究所证实，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一例，其它全是杀了祭祀上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被杀掉的人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从头骨分析都是什么“类高加索人种、海洋尼格罗人种、爱斯基摩人种”，来自遥远的五湖四海，更说明是战俘。他们的脑壳上刻着武丁的战争伟绩，让上帝吃的时候先看看见。
所以说，商朝所谓“臭名昭著”的人殉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依次的是战俘、葬礼死者的亲友，最后是极少量的奴隶。而且从总的被杀者数量看也并不多。如今挖出来的是1178人（这个数目当然不全，因为还有一些倒霉蛋至今未见天日）。幸好商朝杀人祭祀是件神圣的事，必须严格记录在甲骨上，专家们于是统计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积人牲总数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去，是一个月四人。对于一个诺大的商王朝来说，一个星期杀掉一个人作为人牲，实在不是太多，根本都不血淋淋，还没现在一天出交通事故死的人多呢。其实，人牲、人殉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共同习惯，出于对神灵祖先的敬仰。仅仅因为一周平均杀掉一个人牲就判定当时是奴隶社会，岂不有点危险。
其实奴隶不是商朝的专利，后来的周朝也有一些。更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有增无减，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的流行称谓。他们与养马一样被当作一种投资，奴婢可以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目睹了他们劳动的身影，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煮盐和商业领域。皇帝甚至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奴隶因过度劳累，折磨屈辱，自杀、早衰、瘦毙，比比皆是。主人们希望奴隶短命一点，因为老了不能干活，还得花钱给他养老。汉朝以后的朝代暂不赘述，事实是，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乾隆爷还一直把罪犯及其家属发到功臣家里为奴，贾宝玉身边的丫鬟也净是买来的。
做完这样的纵向比较，我们再作横向比较。商朝的奴隶数量与同时期的埃及、古巴比伦相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亚述人的频繁战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这些被俘的人口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发往奴隶市场出售给民间。而我们商朝的武丁先生，一次出征在三千五千人左右（只有一次达到一万人），战俘又多被当即杀掉用于祭祀，实在没有多少奴隶。
商朝最主体的人口，也不是奴隶，而是守着几千年时代相传的土地，土地上的宗族农户。他们平时聚族而居，战时按族出征，这是社会的主体。他们在族长布署下合族协作，“庶民经于千亩”，上千人在田上进行集体劳动，场面十分壮观。他们把收成的一部分上交国君，其它则留在农民宗族内分配。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农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粮食财产，这不是带着锁链、一无所有、被买被卖的奴隶所能等同的。倘若一个社会最主体的人口——土地上的稼穑者不是奴隶，那这个社会还能被视为奴隶社会吗？当然不能。
而西方晚些时候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则不然，恩格斯说，雅典公民九万人，而奴隶高达三十六万人。奴隶的定义，是“会说话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设备机械差不多，可以买卖，不占有生产工具，他的主人处理他，就像处理一件物品。奴隶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迦太基的一处矿井，就有四万奴隶在工作，克拉苏一个人拥有两万奴隶，安东尼时代一个有钱寡妇的遗产中包括了6000名奴隶。奴隶们在市场上公开买卖，还可以像牛马一样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成为社会的一大主体阶级。没有奴隶，“世界”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奴隶的价格是如此的低廉，造成很多富人宁愿购买奴隶而不愿意雇佣自由人。有人估计罗马在奥古斯都时代有大约5000万到8000万左右的奴隶。事实上；基于奴隶的经济和使用奴隶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奴隶社会，因为它的存在靠着奴隶来维持。但后者，譬如美国从前存在黑奴，不能以为黑奴存在美国就是奴隶社会。同样，也不能因为商朝存在少量奴隶，就说这是奴隶社会。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汉代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都有大量奴隶，政府中称褚衣，私奴男称家臣，女称室妾，也够算奴隶社会了。
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人，是受“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一说法的束缚。事实上，奴隶这种身份的人曾经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曾存在奴隶，美国建国时有70万奴隶，占全人口六分之一。但我们不能因为找到了几个奴隶，就说“看，我发现了奴隶社会”。历史上，奴隶群体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地中海的希腊、罗马）获得过充分的发展，上升为占主导地位，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建立在奴隶者的劳动上，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纳为奴隶社会。我们甚至不认为埃及、古巴比伦是奴隶社会，虽然他们的奴隶数目远远比我们的商朝多，但仍构不成社会生产者的主体。
关于商朝土地上的稼穑，我们还有必要多谈两句。他们在史料中被称作“民”，在甲骨文中被称作“众”。郭沫若老先生解释说：“众”就是奴隶，从甲骨文上看，“众”是日下三人形，说明他们是在炽热炎炎似火烧的山野里，赤身露体耕作着的奴隶。
其实，农田劳动自然是在日头底下，除非哪一天实现了农业室内化才会改变，但凭什么说日头底下劳动的人就是奴隶呢？上及神农氏，下及今天的农村，干活的人都在日头底下，难道都是奴隶？再说，“赤身裸体”这也是郭老放任自己的想象，“众”中的“人”（图片）是人体的侧视形，在哪个字中出现都是这个写法，并无穿衣或裸体之别，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众”字中就看出他是不穿衣服的了。
郭老在几乎没有证据的基础上，仅从字样上就断言“众”是奴隶，实在让人不能服气。对于史料上的“民”字，郭老也释为奴隶。他把一段关于商周的古文翻译得有声有色。原文是：“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春，令民毕出于野，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邻，毕出然后归。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这本是一个祥和的农村生活，简直和现今没有什么两样，但郭老为了证明他的奴隶制，作出翻译是：“这里的邑，很象是奴隶劳动的集中营。里胥、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坐在居邑门口，监视‘民’之出入。连妇人的工作时间一天都是十八小时，男人的工作时间也就可以想见。”
里胥、邻长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不假。但只要人类还存在，任何时代的劳动恐怕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组织监督，即便今天也不例外。郭老有什么理由一见有人监督，就把它同奴隶集中营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如果是一群带锁链被强迫劳动得奴隶，光靠这两个老头子还根本监督不了他们呢！这两个人只是宗族长者罢了，指挥一帮宗族农夫在田野上劳动。而“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明是说她们勤快，聚在一起集体纺织节省蜡烛，相当于节省了工作日。郭老竟也能从中计算出奴隶制的“十八小时”工作日来。如此丰富的想象能力，除了诗人郭老以外，恐们很难找出第二人。
到底这些“民”或“众”是什么身份呢？原古文中说得已经很明白，这些民二十岁时国家发给他们田地，六十岁时候收回——这怎么会是奴隶呢？奴隶怎么会授田呢。
倘若商朝不是奴隶社全，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我认为，它是初级的分封社会。说到这，不免有人惊诧，甚至愤慨。是啊，这不太适合我们已经养成的思维习惯。但是，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那些在农田里合族劳动的农夫大家族们。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这就是所谓“井田制”，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是一种原始公有制。国家组织土地上地农户合族劳动，类似后代的国营农场。“农场”十分之一的面积作为公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