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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没有组织良好而且工作精确的后勤，是不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的交战的。没有可靠的物质技术保障，在战役过程中必然要失败。
М·В·伏龙芝说：“没有建立在精确的数字计算基础上的周密的后方组织，没有能把一切作战所需物资正确地供应给前线的组织，没有对保证后方供给的输送车辆的最精确的计算，没有后送的组织，要想多少正确、多少合理地进行任何巨大的战役，都是不可能的。”（《伏龙芝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59年6月版，第135页。）
中央方面军的后勤部门由Н·А·安季片科将军领导。莫斯科会战战时，他曾担任西方方面军第49集团军的后勤部长。那时，他已显示出是一位出色的后勤组织者。乌克兰第1方面军后勤部长Н·П·阿尼西莫夫将军工作也很出色，他在物质技术保障方面给予在复杂条件下作战部队的帮助很大，在部队和后方机关完全享有应得的威信。我对他记忆很深的是在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中，当时尽管春季泥泞无通行道路，他却很好地组织了方面军的后勤工作。
为了保障最高统帅部计划好的各方面军的行动，必须在当前战役的物资技术保障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工作。大家知道，仅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参加作战的就有133．6万人、3，44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9，100门火炮及2，900架飞机（连同远程航空兵和西南方面军第17空军集团军在内）。
虽然天气条件不好，存在很多运输方面的困难，而且敌人又企图以其航空兵袭击破坏所有作战物资的前送工作，但各方面军的后勤部门出色地完成了交付给它们的任务。它们不仅充分保障了交战的防御阶段，而且也充分保障了我军迅速转入反攻行动。
我很难说哪个方面军的后勤部门准备得更好，但是考虑到中央方面军在转入反攻时物质保障上花的时间较少，因而认为，该方面军的后勤部门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过程中，工作效率更高。当然，在战役过程中，各方面军活动范围不一样，这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应当说，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就后勤问题进行了很多工作。
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的居民对后勤部门、以及直接对部队都给了很大的帮助。前线附近地区的工业企业修理了坦克、飞机、汽车、火炮和其他技术兵器。缝制了大量的军服和医院用服装。在修建工事、修筑道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可以说，在这里前线和后方真正融成一体了。为了战胜敌人，每个人都做着他所能做的一切。这鲜明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在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目标一致。
Н·Ф·瓦杜丁将军和К·К·罗科索夫斯基将军亲自对后勤问题进行了大量工作，这同样是部队在战役发起前获得了良好的物质技术保障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的各种活动，苏联元帅А·М·华西列夫斯基在其为纪念在库尔斯克附近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25周年而写的“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交战”（登在1968年7月4日《真理报》上）一文中作了很好的叙述。
А·М·华西列夫斯基写道：“我很难一一列举出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为了准备库尔斯克突出部上的决定性会战而采取的各项巨大措施。这是一项巨大的、真正宏伟的工作。
这些措施中包括有：在库尔斯克方向上建立整个纵深为250—300公里的多地带防御，将强大的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调到库尔斯克以东地域，向库尔斯克地域进行了整个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物资器材和部队的集中，组织了专门的空中战役以破坏敌人的交通和夺取制空权，加强游击队活动以便组织敌后的大规模破坏和搜集最重要的情报，实施了一整套措施以便在政治上保证红军当前的行动。”
总之，5月和6月，所有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都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准备，每个战斗员和指挥员都作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
而不久，会战就开始了……
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通过各种侦察方法终于查明了敌人转入进攻的时间。7月2日，最高统帅部给各方面军领导人预报说，敌人可能在7月3—6日期间转入进攻。
现在，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实施猛烈的炮兵和航空兵火力反准备。
7月4日傍晚，我在К·К·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里。我通过高频电话和在Н·Ф·瓦杜丁司令部里的А·М·华西列夫斯基通了话，获悉了在别尔哥罗德地域与敌先遣支队战斗的结果。我得知，当天俘获的敌步兵第168师士兵所供认的关于敌人在7月5日拂晓转入进攻的消息是确凿的，而且知道沃罗涅日方面军将根据最高统帅部计划实施炮兵和航空兵火力反准备。
上述消息，我当即转告给К·К·罗科索夫斯基和М·С·马利宁。
凌晨2时，第13集团军司令员Н·П·普霍夫将军给К·К·罗科索夫斯基打来电话，报告说，据被俘的敌步兵第6师的工兵供认，德军已作好转入进攻的准备。开始进攻的时间，大约是7月5日晨3时。
К·К·罗科索夫斯基问我说：
“我们怎么办？是先报告最高统帅部，还是立即下达实施反准备的命令？”
“罗科索夫斯基同志，我们不要耽搁时间了。你按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的计划下命令吧，我现在就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报告我们接到的情报及采取的决定。”
我当即和最高统帅接通电话。他正在最高统帅部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谈完话。我汇报了接到的情报及采取的实施反准备的决定。斯大林赞同我们的决定，并命令我们不断向他报告情况。
他说：“我在最高统帅部中等候着事态的发展。”
我觉察到最高统帅感到紧张。我们大家也都一样。虽然我们已经构筑了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而且现时我们握有对德军实施突击的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心情十分激动，极为紧张。已经是深夜了，却毫无睡意。
我和罗科索夫斯基，象通常在这种时候一样，呆在方面军司令部里。我同中央方面军参谋长马利宁是从莫斯科会战时开始认识的，那时他担任第16集团军参谋长。他是一位得到全面发展的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他出色地完成着司令部担负的任务。对他帮助最大的是作战处长И·И·博伊科夫将军。作战处长为人谦虚，勤恳，富有主动精神，是方面军参谋长的左右手。就拿现在来说吧，四面响着电话铃声，各种急迫的问题和要求接连不断，而他，却象往时一样镇定自若。
方面军炮兵参谋长Г·С·纳德谢夫上校也在这里。他常常出去绐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各炮兵兵团指挥员及当时正在炮兵第4军的方面军炮兵司令员В·И·卡扎科夫将军打电话。
应当说，各个方面军的炮兵司令部及方面军、集团军和兵团炮兵的司令员们都非常巧妙地组织了炮兵防御和反准备工作。
2时20分，下达了开始反准备的命令。周围的一切都震动了，响起了惊心动魄的隆隆爆炸声。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最大的交战开始了。在这可怕的“交响乐”中，重炮的轰击声，炸弹、M—31火箭弹、“喀秋莎”的爆炸声，以及飞机马达不停的轰鸣声汇成一片。
敌军离我们司令部那所房子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公里。我们听到和感觉到了这场疾风骤雨般的射击，不禁想象起突然遭到我反准备炮火袭击时敌人出发地域那种可怕的情景。丧魂失魄的敌军官兵，拚命想找到随便什么小坑、小沟、堑壕，和不管什么只要能躲避一下炮弹的小隙缝……
2时30分，到处都已开始了反准备，最高统帅绐我打来了电话。
“怎么样？开始了吗？”
“开始了。”
“敌人如何动作？”
我报告说，敌人企图以个别的炮兵连回击我反准备，但很快就沉默了。
“好吧，我—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当时难以立即确定反准备的效果，但是敌人5时30分发起的进攻组织得不好，而且也不是在所有地方同时进行，这就说明，敌人遭到了惨重伤亡。
在交战过程中捕获的俘虏供称，我方突击完全是出乎他们意外的。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敌炮兵损失惨重，通信联络、观察和指挥系统普遍遭到破坏。
但是应当说明，敌人开始进攻前，我们的反准备计划在细节方面尚来完全制订好。在7月4日夜间还没有进一步准确地查明敌人在出发地位上的集中地点和目标的具体位置。虽然就当时我们所掌握的侦察器材来说，要准确地查明目标的位置是不容易的，但是仍然有可能做得更多一些。
因此，反准备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进行面积射，而不是对准具体的目标射击。这就使敌人能够避免大量伤亡，因而经过两个到两个半小时，敌人就能转入进攻，并在第一天，在我防御火力异常密集的情况下，向前推进了3—6公里。如果反准备组织得更好，更大量地杀伤敌人，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当然不能不考虑到，反准备是夜间实施的，参加反突击的航空兵数量不多，坦白地说效果很小。拂晓时对敌机场的突击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这时敌机已起飞协同地面部队进攻了。
航空兵对敌战术战斗队形及其在交战过程中变更部署的行军纵队的突击，取得了大得多的效果。
当然，炮兵火力反准备使敌人遭到惨重损失并打乱了敌人的进攻指挥，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取得更大的效果。从观察交战进程和审问俘虏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中央方面军还是沃罗涅日方面军，炮兵火力反准备都开始得过早了，当时德军士兵还躺在掩体、掩蔽部和深沟里，坦克部队尚隐蔽在待机地域。反准备如果稍晚30—40分钟再开始，那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