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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恢复德国经济的问题，决定主要注意力应放在和平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上。会议还确定了消除德国军事潜力的措施。
会上确定了赔偿的数量和接受赔偿的方法。当然，杜鲁门，特别是丘吉尔不愿意拆除德国西部的重工业企业作为赔偿。但是他们后来终于在附有各种保留条件的情况下，同意了以德国西部军事工厂的部分设备作赔偿。遗憾的是，这只是纸上通过的决议，正象波茨坦会议的其他许多决议一样，实际上各同盟国并未付诸实施。
会议还作出了把柯尼斯堡及其周围地域转让给苏联的决议。
为了进行缔结和平条件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外长会议，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组成。外长会议的任务，是拟制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约草案，以及准备对德和约。
关于波兰及其西部边界的问题，讨论得相当激烈。虽然这些问题早在克里木会议上即已基本决定，丘吉尔仍然企图以各种显然不能成立的借口，拒绝苏联提出的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为西部边界并将斯维讷明德和斯德丁划归波兰的建议。为此，由贝鲁特率领的波兰代表团专门应邀来到波茨坦。经波兰代表团列举理由作了充分说明之后，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通过了如下决议：
“在和约最后划定边界之前，”该决议说，“将从斯维讷明德稍偏西的波罗的海海边，沿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直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一线以东的领土转归波兰。”
英国方面坚持要人民波兰政府负责偿还英国资助阿尔齐舍夫斯基波兰流亡政府的全部贷款。阿尔齐舍夫斯基是1939年从波兰逃往伦敦的。苏联和波兰的代表团坚决拒绝了大不列颠的这种无理要求。
同时，还就美英两国同驻在伦敦的前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
会议在研究并解决了一系列相当重要的其他问题后，于8月2日结束了工作。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极为令人信服，致使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当时被迫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就保障了波茨坦会议的胜利结束。
总之，这次高级会议的决议证明战后和平制度的民主原则的胜利。早在战争过程中就积极促成反法西斯同盟的苏联，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
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致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活动家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他的这一消息的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会后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В·М·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В·М·莫洛托夫听后说：
“他们是想抬高身价。”
斯大林发笑说：
“让他们抬高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
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
美国政府从实力地位出发，想利用原子武器来实现其帝国主义目的的这一意图，当时就暴露得十分明显。1945年8月6日和9日，进一步得到了证实。美国人毫无任何军事上的必要，就对日本人口稠密的和平城市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同美军和英军总司令一样，我也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然而在波茨坦会议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曾多次出席。
应当说，斯大林对美英两国代表团在决定问题时的任何有损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德国人民的细微的意图，都是非常警惕的。不管是在会议过程中，或是在相互交往中，他同丘吉尔的分歧都特别尖锐。值得指出的是，丘吉尔对斯大林是相当崇敬的，据我的感觉，他不敢跟斯大林进行尖锐的争论。而斯大林在同丘吉尔争论时，总是有根有据而且道理十分充分。
丘吉尔快要离开波茨坦的时候，曾在他住的别墅里举行招待会。苏联方面应邀出席的有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和我。美国方面出席的有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总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在场的英国人有亚历山大元帅、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等。
在波茨坦会议前，我跟丘吉尔只在莫斯科短短地见过一次面，没有谈过话。在这次招待会上，他对我非常注意，向我询问了一些交战的情况。
他还问到我对英军统帅部的评价，以及对同盟国远征军在西德进行的各次战役的看法。我高度评价了通过英吉利海峡的登陆战役，这使他感到高兴。
“但是我要使你感到不快，丘吉尔先生，”我接着说道。
“怎么呢？”丘吉尔警觉地问道。
“我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如果不是德军统帅部对情况判断错误的话，盟军登陆后的进展可能大大地减慢。”
丘吉尔对此未表示任何不同的意见。看来，他不愿意深谈这个话题。
在招待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
他指出了苏联对击败法西斯德国作出的卓越贡献，建议为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干第一杯酒。
斯大林则提议为丘吉尔干杯，说他在英国极困难的战争年代里，肩负起了同希特勒德国作斗争的领导责任，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担负的重大任务。
十分出人意外，丘吉尔忽然举杯向我祝酒。我别无他法，只好也向他祝了酒。当我感谢丘吉尔对我表示的殷勤盛意时，我竟不自觉地把他称为“同志”。马上我就觉察到了В·М·莫洛托夫那困惑莫解的目光，自己也有些发窘。于是我便随机应变，举杯祝贺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战友（在俄语中，战友的第一个词与同志一词相同。——译者注）和盟友——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们，所取得的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这样，我便不再有什么错误了。
当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儿时，他和在场的人都为我这样快就得到了丘吉尔这位“同志”而发笑。
从7月28日起，新当选为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艾德里，代替丘吉尔担任了英国代表团团长。
与丘吉尔不同，艾德里表现得比较审慎，然而他奉行与丘吉尔同样的政治路线，对旧的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未作任何修改。
在会议过程中，斯大林还审查并决定了我向他报告的有关德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例如，他批准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在波罗的海沿岸组织捕鱼”决定。原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应在1945年下半年捕获21，000吨鱼。
应当指出，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因为德国东部的牲畜总头数在苏军占领以前已大大减少，供给鱼类对德国居民的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斯大林在动身返回莫斯科以前，曾详细了解了将军队撤回苏联的计划，以及从德国遣返苏联公民的进程。他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使苏联人得以尽快返回祖国。
波茨坦会议一闭幕，斯大林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就对德管制委员会内如何贯彻会议决议的问题，给我们作了指示。
为了拟制出分配法西斯德国舰船的决议，设立了一个三国委员会。代表苏联参加的是Г·И·列夫琴科海军上将，英国的全权代表是约翰·迈尔斯和巴勒海军上将，美国的全权代表是金海军上将。
Г·И·列夫琴科海军上将做了大量工作，以促使各盟国履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的条文。他曾以坚定的立场就此问题同蒙哥马利元帅、巴勒海军上将和艾森豪威尔作过多次谈话，后来还要求在管制委员会内进行讨论。问题终于获得解决，苏联总共得到656艘军舰和各类运输船只。其中大部分不需修理就可使用。
波茨坦会议虽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争论和分歧，然而总的说来，它体现了各大强国（这些强国的政策在战后影响极大）要求奠定合作基础的愿望。
这一切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以及会议闭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对管制委员会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起了作用。在管制委员会里，苏联代表竭力履行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我们的美国和英国同僚在会议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同样也遵守了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遗憾的是，这种政治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伦敦外长会议上的分歧，成了改变方向的重大推动力。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的反苏演说，对此更起了特别的促进作用。管制委员会的美英两国负责人，象接到了统一的口令一样，在一切问题上都变得难以商量了，而且在一切原则问题上，他们都开始蛮横地阻挠波茨坦决议的贯彻。
从管制委员会成立起，在我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柯尼格之间，以及在我的副手В·Д·索科洛夫斯基和克莱、罗伯逊之间建立起来的良好相互关系，越来越暗淡。要寻找解决争执问题的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讨论下列主要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问题是：在英美占领区内消除德国军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潜力，解除德军部队的武装，在英美占领区内坚决根除法西斯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纳粹团体。显然，我们的西方军事同僚受领了新的指示，这些指示是以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敌视苏联的政策为依据的。
经多次调查，我们查明，英国人不顾我们的抗议，在其占领区内仍继续保留着德军部队。于是，我不得不向管制委员会递交关于在英国占领区内存在前希特勒军队的有组织的部队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