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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Д·谢尔基奇的领导下，我们师所进行的一切野外演习和参加军区的各次演习都使我们很受教育，而且每次都给我们萨马拉骑兵第7师带来荣誉。我们都深深感到自己在战役战术方面很有提高，我们知道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师长。一句话，他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一个杰出的教师。
1930年1月，К·К·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7师师长。过了一段时间，同年5月，我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7师骑兵第2旅旅长。
前面已经说过，我同К·К·罗科索夫斯基于1924—1925年一起在列宁格勒的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彼此非常了解。他对我非常客气，我也高度评价他的渊博的军事知识，他在领导军事训练和人员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我欢迎他来担任师长，并且深信，他能成为有着优良传统的骑兵师的称职的指挥员。我的估计一点也没有错。
我指挥骑兵团近七年。
这一段时间是我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在此期间，我参加过军区的演习，师和军的演习和军事导演，从中不仅得到实际锻炼，还学到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战役战术知识。作为一个单一首长，我深深理解了我们党在红军部队建设中和日常活动中的领导、组织作用。
当然，这一切得来不易，我在工作中也犯过一些错误。谁能不犯错误呢？难道那些呆板地按上级指示办事、而本身毫无创造性、主动性的人就能不犯错误吗？我认为，主要的不在于是否犯错误，而在于是否能迅速地察觉并改正错误。
过去有人责备我对部属要求过于严厉，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指挥员必不可少的品质。回顾过去，现在我承认，过去我有时确实要求太严了，对于部属的一些行为有时不能容忍、原谅。部属在工作中或行为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往往使我发火。有些人不能容忍我这一套，而我呢，很显然，对于别人的弱点太不宽容了。
当然，现在对这些缺点就看得更清楚了，生活的经验教给我许多东西。但是，现在我仍然认为，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劳动上。认清这一点对军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军人必须上战场，必须不惜自己的生命，奋勇保卫祖国。
我领导的第2旅系由骑兵第39团和40团两个团组成。我必须仔细研究骑兵第40团的情况，这个团当时由原沙皇军队的一个旧军官伊夫列夫领导。他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不喜欢骑兵这一套，但是对射击训练很熟习，而且比较注意。所以，第40团在射击训练方面总是名列前茅。
可能由于我与骑兵第39团有多年的联系，人员熟悉、亲近，所以我总觉得第39团在军事训练和组织性方面较好。但是，我明白，骑兵第40团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也很珍视该团的荣誉，如果我把第39团作为他们学习的榜样的话，他们会不高兴的，对他们应该一视同仁。
我努力发现骑兵第40团的一切优点，即使是很微小的地方，作为其他部队学习的榜样。我们常常组织这两个团的各种示范作业，如战术、射击、骑乘及政治教育方面的作业。这个方法很快就收到良好效果，第2旅成了萨马拉骑兵第7师的先进旅，不止一次受到表扬。这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总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地努力工作。指挥员在工作中能依靠党组织，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不断提高战备水平。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我只列举印象最深的一两个例子。
一天，第39团党组织书记找到我，建议在全旅范围内交流两个团的工作经验。
在两个团的党组织联席会议上，决定进行训练法指导课，以便示范如何向最后进的红军战士讲解党对待各种复杂问题的路线。
第一课由第39团一个政治副连长Б·А·日穆罗夫进行，应该说这一课他讲得很出色。
然后，第40团的政治工作人员主动把一群最不守纪律的红军战士召集起来，准备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弄清他们犯错误的原因。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人之所以犯错误并不完全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了解战士的性格和他们个人的特点，有时不能够公正对待他们的行为，结果领导丧失了威信。红军战士往往故意让这类首长为难。
应当承认，这样开诚布公的谈话无论对于红军战士还是首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1929年末，我被派往莫斯科，进高干深造班学习。我们住在中央红军之家招待所，在伏龙芝大街国防人民委员部大厦内上课，那里有教室和专修室。高干深造班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小组的主任教员是В·К·布柳赫尔的副职М·В·桑古尔斯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所作的关于军事科学问题的讲演和报告都恰当地引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战例。我们班的其他教员也都是在战术和战役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
高干深造班的全体学员都对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寻求每一本新书，收集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军事著作，以便带回部队去。当时苏维埃军事科学已开始形成，伏龙芝的著作在这方面占首位。
1929年出版的伏龙芝选集，阐述了未来战争中人与技术兵器的关系、未来战争的性质、各军种的协调发展，以及后方与前线的作用。М·В·伏龙芝坚持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以便确定建军的特点、部队军事训练的方法，以及根据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观点来领导部队。М·В·伏龙芝深入地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编写我军条令、教令的基础。没有这些条令和教令苏联红军这支新型的军队就不可能存在。
20年代末，出版了Б·М·沙波什尼科夫的巨著《军队的大脑》。在这本书中，沙波什尼科夫分析了大量历史资料，全面阐述了总参谋部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战略原则。另外，他还写了《骑兵》、《在维斯拉河》等著名的著作。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我认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军队大脑”这个书名对红军来说是不确切的。红军的“大脑”从它存在之日起就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因为对任何一个重大军事问题都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参加下作出决定的。这个名称对旧沙皇军队非常合适，那里总参谋部是真正的“大脑”。
同时还出版了一些大型战史著作，其中包括А·И·叶戈罗夫的《消灭邓尼金》。
在这个时期，我们最有才干的军事理论家之一М·Н·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出版他的著作。М·Н·图哈切夫斯基对于未来战争的性质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他深入研究了新的理论原则和战略、战役、战术的新原则，提出了军队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工农红军副参谋长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的著作《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问世就获得广大读者的赞扬，在我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这本书中，特里安达菲洛夫对当时军队的状况和发展的远景提出了大胆、深刻的见解，指出了用技术装备军队和组织军队的基本途径。关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特里安达菲洛夫写道：
“对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战术作用现在已无人怀疑。目前步兵中自动武器的增加，将来自动武器的进一步增加和改进，防御中人工障碍物的广泛运用，以及压制兵器（炮兵）落后于防御兵器，这一切将使坦克成为未来战争中一种威力强大的进攻兵器。”（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1929年，俄文版，第19页）
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探讨了战役学问题，师、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进攻和防御能力的数据，研究了向战场开进、战役的持续时间和纵深、进攻正面的宽度、防御战役等问题。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过早地去世了，他是1931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不幸死亡的。很可惜，他没有能完成关于未来战争、关于苏维埃军事战略和战役学的极为重要的原则的论述。
每一个职业军人都可以在С·С·加米涅夫、А·И·科尔克、И·П·特里安达菲洛夫、И·Э·亚基尔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著作中发现许多珍贵的值得注意的内容。一句话，对于我们来说，精神粮食已足够了，只是来不及消化……
在高干深造班的课堂上充满了有利于发扬创造精神的气氛，常常爆发激烈的争论。我记得同我争论最多的是А·В·戈尔巴托夫。当时他是骑兵第2军的一个旅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渊博学识的指挥员，同他进行讨论是十分有益的。
在高干深造班里，学员们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和专题，熟习了红军部队装备的新式技术和兵器。
当时红军的技术装备情况如何呢？在1920—1925年，我们基本上只能依靠旧沙皇军队遗留下来的很单薄、很落后的武器装备。当时的工业还不能供给红军以现代化的技术兵器。但是，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改善陆军和海军的武器装备状况。
在全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了建立巩固的苏联国防经济基础的问题和保障红军获得新的军事技术装备问题。当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重新审查了旧式的步兵、炮兵和航空兵武器，以便选择其中较好的加以改进。增加了拨款以生产军队的技术装备，恢复了金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