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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能力也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你谈一谈，我们的部队在哈勒哈河遇到些什么困难？”М·И·加里宁参加了谈话。
我回答说：“主要的困难是物资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从650—700公里以外运来作战和生活必需品。离我们最近的供应站在外贝加尔军区。甚至烧饭用的劈柴也得从600公里以外运来。车辆来往一趟是1，300—1，400公里，这要消耗大量汽油，而汽油也得从苏联运来。
在克服这类困难方面，外贝加尔军区军事委员会和什捷尔恩上将及其部属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哈勒哈河蚊子非常之多，这使我们部队非常伤脑筋。一到晚上蚊子就毫不客气地咬我们。日本人有专门的防蚊设备，可是我们没有，一直到很晚才装备了这类用品。”
М·И·加里宁又问：“你认为，日本政府组织入侵，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最近的目标是夺取哈勒哈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然后沿哈勒哈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贝加尔边界。”
斯大林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
当我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仔细研究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战斗行动的过程。利用这个机会，我问道：
“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
“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然希望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我回到“莫斯科”旅馆后，久久不能入睡，这次谈话时的情景萦绕在我的脑际。
斯大林的外表，他那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和具体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听取报告时那样聚精会神，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八章 指挥基辅特别军区
任命我担任我国最大军区的司令员职务，我感到十分光荣，我要贡献自己的一切，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政府对我的高度信任。
基辅特别军区是一个先进军区。当我1922—1939年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时，我们非常尊重基辅军区的部队，高度评价该军区部队的战斗训练、其司令部及领导人的战役战术修养。
还有，在军区能和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一起工作，也使我非常高兴。他们中间不少人我是认识的，有许多人是从其他军官和将官口里听说过的，而有些同志则是同我一起工作过多年的。
当时基辅特别军区的参谋长是М·А·普尔卡耶夫中将。我和М·А·普尔卡耶夫在白俄罗斯军区一起工作过，当时他是军区参谋长。他是一个有经验、精通本职工作的将军，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熟练的参谋人员。
军区炮兵司令员是Н·Д·雅科夫列夫将军，他在炮兵技术和战斗运用方面是个第一流的专家。分别指挥两个集团军的是И·Н·穆兹琴科将军和Ф·Я·科斯坚科将军，我和他们在顿河哥萨克第4师里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是П·Н·鲁布卓夫上校，他是我在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里工作时认识的。П·Н·鲁布卓夫的职务不久就由И·Х·巴格拉米扬上校接替了。И·Х·巴格拉米扬是一个深思熟虑、安静、勤勉、精通本行业务的干部。军区的供给主任是我的老朋友В·Е·别洛科斯科夫。
另外，我还想说两句赞美军区空军司令员Е·С·普图欣将军的好话。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和指挥员，是我们党的忠实的儿子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
短期内我熟悉了军区的其他领导干部。军区拥有一批能干、有教养的指挥人员。每次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均能熟练、准确并富有创造精神地完成。
熟悉了军区的情况以后，我认为我有责任去拜访一次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我向他们谈了我军在哈勒哈河粉碎日军第6集团军的情况及我对基辅军区的初步印象以后，请求他们在军区的物质生活保障方面给以帮助。我受到了热情的关怀，并且十分高兴，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在1940年6月份，我走遍了军区几乎所有的部队和兵团。然后我同军区司令部在捷尔诺波尔、利沃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杜布诺地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带通信工具的首长—司令部野外作业。就在这一带，一年以后即1941年，德国人根揩“巴巴罗萨计划”对乌克兰实施了主要突击。
作业表明，担任集团军、兵团及其司令部的领导职务的是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和将官。当然，他们还需要认真的战役战术训练，因为他们只是在不久前才从较低的职务提升上来的。领导上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40年夏秋两季，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斗训练。部队学习了红军与芬兰军队作战和与日军在哈勒哈河作战所取得的战术经验。在训练中也考虑了法西斯德军进攻一系列欧洲国家时的作战经验。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紧张地进行。早在1936年底德国与意大利已签订协定，结成臭名昭著的“柏林—罗马轴心”，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一协定表面是针对共产国际的，但实际上是侵略势力相互勾结以争夺世界霸权。1937年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一协定。同时日本也再次发动战争，妄图吞并中国。1938年独立的奥地利被吞并了。与此同时，武装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已迫在眉睫。苏联政府向爱好和平的国家建议：“如果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强国，对于集体拯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立场，现在还为时不晚，再拖延恐怕就来不及了。”
苏联的提议没有被采纳。
在1938年9月29—30日西方强国举行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让给德国，以便“拯救和平于最后一分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紧闭的大门外等待着自己国家命运的决定。苏联则完全被排除在会谈之外。
我们已准备好支援捷克斯洛伐克。飞机和坦克已做好战斗准备。在苏联西部边界附近集中了近40个师。但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集团拒绝我们的帮助，宁愿屈辱地投降。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了布拉格。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获得了自然的结果。
这样的转变（苏联不止一次地预言过这种转变）在英国和法国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受他们唆使矛头指向东方的希特勒突然转向了西方呢？于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了又一轮谈判、会见、会议，以达到用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来吓唬希特勒。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达拉第和张伯伦要求苏联在他们的国家受到德国侵略时给予帮助，但他们却不愿意承担任何严肃的义务。谈判，其中包括英、法、苏三国军事代表团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如果说到欧洲，一句话，就是希特勒不断施加压力，而英国和法国则不断退让。苏联为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提出的许多措施和建议，在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中间没有得到支持。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事。形势中出现的各种困难、矛盾和不幸，都来源于英法统治集团总希望德国和苏联之间直接发生冲突。
当炸弹还没有在他们自己家里爆炸以前，昔日在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勾结在一起的同盟者；，他们的阶级利益把他们引到这样一步——在希特勒的面前步步退让。达拉第和张伯伦以为，他们可以玩弄阴谋诡计，及时地躲开已经准备就绪的德国法西斯的军事行动，并且在最后时刻把军事行动的矛头引向苏联。葚至到9月1日，德国已进攻波兰，波兰的同盟者英国和法国虽对德国宣了战，实际上仍然按兵不动。
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指挥部参谋长约德尔在纽伦堡审讯中承认：“如果说在1939年我们没有遭到失败，这仅仅是因为，在我们对波兰作战时，呆在西方的约110个法军和英军师面对着德军23个师，无所作为。”
地主老爷的波兰政府拒绝苏联的帮助。波兰政府‘英明地”在东面设防线、筑工事，准备同苏联作战，但希特勒军队就在那个时候，从西面，北面、南面侵入波兰并迅速占领了武器库。尽管波兰的爱国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德军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把波兰军队围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更大的规模展开了。
在这紧张的时刻，我们红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1939年3月）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К·Е·伏罗希洛夫在其报告中指出，我们军队的数量与1934年相比增长了一倍，军队的摩托化装备为1934年的260％。他列举了我步兵军火力的总数，该数字不低于德国或法国一个军的火力。我骑兵增长50％，大大加强了骑兵中的火炮、轻重机枪和坦克（平均加强35％）。坦克的总数增长近1倍，坦克的火力增长近3倍。火炮的射程增大了，火炮的射速，特别是反坦克火炮和坦克火炮的射速增大了。如果说1934年全部空军一次出动可携带2，OOO吨航空炸弹，而现在其携带量增加了208％。不仅是歼击机，甚至轰炸机也提高了速度，每小时超过500公里。
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指出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性，他说，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捍卫和平的政策，但与此同时，应极为认真地展开加强红军和海军的战备工作。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这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