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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叔叔很生气地训斥我：“已经对你讲过，要处处小心！”
有位大伯给我往鼻子里塞了一小团破布，问道：“从乡下来的吧！”接着又补了一句：“到了莫斯科，要放机灵点儿。”
车站前的广场和周围的街道给我的印象不特别好。木头房子又矮又破。多罗戈米洛夫街很脏，路面坑坑洼洼，醉汉多，很多人衣衫褴褛。
但是，越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市容就愈加壮观：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我象在云雾中一样，头昏目眩，眼花了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大楼和这么平整的街道，马车夫驾着漂亮的鄂尔洛夫马拉的胶轮车一路飞跑。我从来没有见过街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我一声不吭，心不在焉地跟着谢尔盖叔叔走。
马车拐向德米特罗夫大街（现称普希金街），我们在卡美尔格尔巷口（现称艺术剧院胡同）下了车。
谢尔盖叔叔对我说：“看，这就是你以后住的房子。院子里是作坊，你就在那里做工。正门从卡美尔格尔巷进；但是，师傅和徒弟只能走后门，从院子里进。”接着又说：“记住啦，那儿是库兹涅茨克桥，莫斯科的最好的商店就在那儿。那儿是吉明剧院，不过工人们都不去那儿看戏。再往前走向右拐，是奥哈德内街，那儿可以买到蔬菜、野味，肉、鱼等。你以后经常要去那儿为女主人买菜。”
穿过一个大院，我们来到正在做工的工人跟前，谢尔盖叔叔很客气地向他们打招呼问好。
他说：“看，从乡里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新徒弟。”
有人说了一句：“太小了。不妨让他再长长。”
一个大个子说：“小伙子，多大了？”
“十二岁。”
大个子微笑着说：“还行，个子虽然小点，肩膀很宽。”
一位老师傅和蔼地补充说：“没关系，会成为一个好毛皮匠的。”
这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我后来看出，他在所有师傅中最公正、最有经验、最有威信。
谢尔盖叔叔把我领到一边，给我介绍每一位师傅和徒工。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米申内哥俩。
谢尔盖叔叔说：“哥哥是好师傅，但喝酒厉害。那是弟弟，他很节省。据说，一天三餐只花十个戈比，整天想发财。这个是米哈伊洛，他常常狂饮。领了工钱就一连大喝两、三天。能把最后一条裤子最后一件衬衫卖掉买酒喝。但他是个能干的师傅，有一双巧手。”谢尔盖叔叔指着一个高个的男孩说：“这是徒工头，是你的顶头上司，叫库兹马。明年他就满师了。那边那个卷头发的，叫格里戈里·马特维耶夫，是从特鲁宾诺村来的，还是你的远房亲戚呢。”
然后，我们爬上昏暗而肮脏的楼梯，来到二楼，走进作坊办公室。
老板娘走了出来，先和我们打了招呼，接着说，老板现在不在家，一会就回来了。
她对我说：“走，带你看看房间，然后到厨房里去吃饭。”
老板娘详细地讲解了我未采的职责——最小的徒弟的职责——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还告诉我圣像前的灯什么时候点以及怎么点。
末了她说：“好吧，别的事情库兹马和女工头玛特廖莎会对你讲的。”
徒工头库兹马叫我到厨房吃午饭。我饿极了，吃得很香。可是，我却意外地又碰上一件倒霉的事。这里有个规矩：开始吃饭时，只能从公共菜盆里舀菜汤喝，不能捞肉吃；要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可是，我一下就捞了两块肉，并得意地大口吞吃了。当我正要去捞第三块肉时，脑门上突然挨了一勺子，头上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
真不走运，到莫斯科才半天就两次挨打。
徒工头库兹马是个好青年。
吃完午饭，他对我说：“没关系，打了就忍着。一次打，二次乖，下回你就懂了。”
那一天，库兹马还领我到附近的小店铺去认认路，因为我以后要常去这些小店为师傅们买烟打酒。女厨师（她兼任女工头）玛特廖莎又教我怎样洗餐具和生茶炉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到作坊的一个角落里，先开始学习缝毛皮。女工头给了我针、线和顶针。她教给我缝皮技术，作了示范，然后对我说：
“你如果什么地方不会缝，就来问我，我再告诉你应该怎么缝。”
我用心地开始学习我的第一堂劳动课。
师傅们早晨7时正开始劳动，晚上7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一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晚上10—11时。那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五个小时了。加班时间他们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
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点钟起床。我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作好准备后，要到儿点钟才能睡觉。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
起初，我很累。很难习惯晚睡觉。我们在乡下通常睡得很早。但慢慢就习惯了，也能坚强地担当起每天繁重的劳动。
一开始，我很想农村、想家。我常常想念我心爱的那些小树林，我最喜欢同普罗霍尔一起到那里打猎，同姐姐一起去那里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一想到这些，我就心里难过，就想哭。我想，我永远也看不到母亲、父亲、姐姐和朋友们了。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看看。而我觉得，这个时间好象永远也不会到来。
每个星期六，库兹马领我们去礼拜堂做彻夜祈祷；每个星期日要做晨祷和弥撒。每逢大的节日，老板还领我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有时也去耶稣救世主教堂）做弥撒。我们不喜欢去礼拜堂，并经常找出各种借口从那里逃走。但是，很高兴到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去，——去听美妙动听的教堂大合唱，并且特意去听大辅祭罗佐夫讲道，他的嗓子象个大喇叭。
一年过去了。我很顺利地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的手艺，虽然学习中遇到过不少困难。常常为了一点点小过错，老板就狠狠地打我们，他打人时手特别重。我们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当老板不高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他会毫无道理地痛打你一顿，打得你整整一天耳朵嗡嗡叫。
老板有时让两个犯了过错的徒弟，用一种抽打皮子的树条互相抽打，自己在一旁喊着：“给我狠狠地打，使劲地抽！”我们也只好忍受着。
我们知道，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法规，这是制度。老板也认为，徒弟的一切是完全由他支配的，永远也不会有人因为他打徒弟、因为他对年幼的徒工们的非人道的待遇而责问他。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们是怎样劳动的、吃得怎样、生活条件怎样。对于我们来说，最高审判官就是老板。我们被套上的就是这样沉重的枷锁，这种枷锁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时间过得很快。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在作坊里学会了很多东西。我虽然很忙，但我仍然挤出时间读书。我常以感激的心情怀念我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是他教育我热爱读书的。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曾经帮助我学习。他和我同岁，他对我比对别人要好些。
在他的帮助下，我读了长篇小说《护士》、关于纳塔·品克顿的诱人的故事、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笔记》和其它许多廉价的惊险小说。这些书都很有趣，但却没有什么教益。我想认真地学些东西。怎么办？我跑去和亚历山大商量。他同意我的看法，并答应帮助我。
以后，我们开始进一步地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阅读一些通俗科学读物。通常是我们两人一起学习，主要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学习。无论我们怎样躲着，老板还是知道我们在学习。我想，他会赶走我或者狠狠地惩罚我。但是，出乎意料，他却夸奖我们干的是好事。
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相当成功地进行了自学，并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
作坊里，大家对我很满意，老板对我也满意，虽然他偶尔也打我两拳或者给我两个耳光。开始，他不想让我上夜校，但是，他的儿子们说服了他，他同意了。我当然很高兴。我的功课都是夜间爬在高板床上凑近厕所门口去做，厕所里通宵亮着一支廿支光的电灯。
夜校毕业考试前个把月光景，一个星期日，老板出去看朋友了，我们就坐在一起打牌。记得玩的是抓“二十一点”。谁也没有注意老板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并走进了厨房。轮着我作庄，赢牌了。突然有人打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回头一看，啊哟，原来是老板！我吓得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孩子们都跑掉了。
老板说：“你学文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牌数点点？从今天起，你哪儿也不准去，也不准同亚历山大再在一起！”
过了几天，我去特维尔斯卡亚街到夜校讲了事情的经过。我的学习只剩下一个多月了。人们取笑了一番，但准许我参加考试。考的是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成绩很好。
1911年，我已经在作坊做了三年工了，也当上了徒工的工头，有三名徒工听我指挥。我对莫斯科很熟悉，因为我到全市各街巷送货的次数比别人多。我继续上学的心一直未死，只是没有找到机会。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地读了一些东西。
科列索夫师傅（他在政治上比别的师傅开通）看过的报纸，我就拿过来看。亚历山大借杂志给我看。我还用节省下来的“电车费”买书看。有时老板派我到马里伊诺林场或莫斯科南岸市区送货，就给几个戈比马车费。但我把皮货袋往背上一搭，赶紧走着去，就把钱省下来了。
到了学徒期的第四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