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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的作战样式和方法要求军队指挥系统作某些组织上的调整。通过采取一定措施，总参谋部把一部分职能交给了其他部。总参谋部本身的工作涉及到所有军兵种，即陆军、海军、空军等。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战役和战略问题上，集中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情况，集中在分析最高统帅部所定下的决心，并从组织上保障其贯彻执行。
由于进行了改组，总参谋部变成了一个更为得力、更加精干的机关，从而能够在整个战争期间更有成效地完成所受领的任务。当然，在改组之后，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缺点，但这只是一些个别情况，而且是由于碰到了某些复杂的问题。
为了改进对各方面军的指挥，1941年7月10日，国防委员会建立了三个方向总指挥部，即：
西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К·Е·伏罗希洛夫元帅，军事委员为А·А·日丹诺夫，参谋长为М·В·扎哈罗夫）；
西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К·铁木辛哥元帅，军事委员为Н·А·布尔加宁，参谋长为Г·К·马兰金）；
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М·布琼尼元帅，军事委员为Н·С·赫鲁晓夫，参谋长为А·П·波克罗夫斯基）。
国防委员会原打算通过建立方向总指挥部来协助最高统帅部更好地指挥部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军以及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原先设想，方向军事委员会应比方面军首长更善于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武装斗争。
可是，方向总指挥部建立以后不几个月，就表明它起不了这种作用。最高统帅部仍象过去一样直接领导各方面军。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方向总司令并不掌握用于影响军事行动进程的预备兵力和物质器材。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他们就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样，方向总指挥部便成了一级单纯的转达机构，终于在1942年撤销了。
最高统帅部只得重新指挥在广阔地区展开的众多方面军的作战。这当然困难很多，特别是在协调比邻作战的几个方面军时，更是如此。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指挥方法，并且终于找到了一种能使战略领导机构直接影响各方面军活动的有效方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战略领导制度，即向最重要地段派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
军事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统帅机构也曾把自己的代表直接派往前线，给予战役进程以重大影响。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鉴于当时的情况，一些苏军将军也曾受最高统帅部委托，到作战部队去工作，他们运用上级赋予的权力，促成了战场形势的好转。而在经历了一年战争的现在，在前线特定地段工作的最高统帅部代表，他的活动的目的更加明确。从这时开始，最高统帅部开始只向当时负有主要任务（如决定最重要战役或战局的进程）的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派出代表。
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都是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首长。他们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直接参与制定当前战役的企图和计划。最高统帅部始终要求自己的代表对战役实施领导，要求他们对战役的实施情况负起全部责任，并且为此授给他们以全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援引1942年5月斯大林拍给派往克里木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的一份电报。
当斯大林从Л·З·梅赫利斯的电报中发现他企图推脱他对苏军在刻赤半岛招致重大失利所应负的责任时，向他指出：
“你所采取的是一种对克里木方面军的行动不负责任的、旁观者的奇怪立场。采取这样的立场十分方便，但却是极其恶劣的。你在克里木方面军不是—个旁观者，而是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对方面军的一切成败负有责任，你有义务纠正方面军领导的错误。你应当和方面军领导共同对方面军左翼不堪一击的状况负责。如果整个‘情况表明，敌人一早将要进攻！’你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组织抗击，只是消极地进行批评，那对你就更糟。这就是说，你还没有懂得，派你到克里木方面军去，不是当监察员，而是当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
对于这样一份把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规定得极其清楚的文件，未必还需要作什么解释了。
随着苏军进攻战役规模的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也有所改变。例如，在1944年的夏季战局中，我军在西部战略方向执行“巴格拉季昂”计划。根据这个由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共同制定的计划，我四个方面军、远程航空兵和游击队同时对敌人实施突击，任务是粉碎法西斯德国主要军队集团即“中央”集团军群。
客观形势当时要求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职权。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赋予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权力是直接领导数个方面军作战。我个人当时就受领了领导白俄罗斯第2、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而同我们协同作战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领导波罗的海沿岸第2、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进攻。
我认为，最高统帅部采取的这种措施，在当时使它的代表得到了广泛的主动权，因此能够灵活自如地指挥军队。各部队受领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红军解放了苏联的白俄罗斯全境、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大部、乌克兰的西部各州和波兰的东南部地区。
最高统帅部派出过哪些人到作战部队去充当自己的主要代表呢？
首先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其中包括：К·Е·伏罗希洛夫、Г·К·朱可夫和С·К·铁木辛哥。最高统帅部在部队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
除去这些主要代表外，最高统帅部还向部队派出过Н·Н·沃罗诺夫将军、А·И·安东诺夫将军、С·М·什捷缅科将军、Л·З·梅赫利斯将军等。
除了负责直接在现地贯彻最高统帅部某个战役的决心的全权代表之外，最高统帅部还派出过军兵种代表。他们到部队去的任务是帮助部队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主要代表组织不同军兵种作战。
战争期间，我个人以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分去作战部队工作不少于15次。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样多次到过各方面军。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一同出发去作战地区参加象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进攻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和解放白俄罗斯等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实施。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谈到他渊博的知识和精确而清晰的思维能力。А·М·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容忍工作上的敷衍塞责现象和“碰运气，想当然”的作风，而总是要求准备战役的参谋人员提供高度准确的情报资料和说理充分的分析意见。我经常总是十分满意地回忆我们在组织和实施各次战役中·融洽友好的工作经历。
最高统帅部代表不直接指挥各方面军。这一权力仍掌握在各方面军司令员手里。但最高统帅部代表却可利用上级赋予的巨大职权去影响所在地区激烈战事的进程，及时纠正方面军领导和集团军领导的错误，并具体帮助他们向中央索取物质技术器材。在我的记忆中，拒绝执行最高统帅部代表建议的情况是没有的。
当然，应当说，远不是所有的最高统帅部代表都具备同样的工作条件。许多最高统帅部代表不掌握象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所拥有的那种权力。他们同最高统帅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必要的参谋机构和通信器材等等。这使得他们只得去利用方面军和集团军里那些本身已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谋人员和通信器材。
最高统帅要求最高统帅部代表每天向他口头报告或书面汇报战役的准备情况和实施进程。一些特别重要的情况判断和有关组织新战役的建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要手抄一份，由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转送给他。如果最高统帅部代表因某种原因未能在24小时内把报告送到，那最高统帅就会亲自用载波电话机问你：“你怎么啦，今天没有可报告的情况吗？”
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在1942年的9月底，最高统帅把我和Г·М·马林科夫从斯大林格勒地区叫到了最高统帅部。在我汇报完情况之后，斯大林严厉地问马林科夫：
“为什么你，马林科夫同志，三个星期来不向我们报告有关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情况呢？”
“斯大林同志，我每天都在朱可夫呈送给您的报告上签了字。”马林科夫回答。
“我们派你去不是当朱可夫的政委，而是当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你必须向我们报告情况。”斯大林严厉地说。
指派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几乎一直沿用到战争结束。只是在进行最后一次战局时，这种做法才失去了意义。单单这一事实已足以雄辩地证明，在战略领导体系中保持这样一级指挥机构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无疑是有用的。
只是在整个战略战线已缩短一半以上，方面军一级的军团数量已有所减少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代表才变得再无必要。这时，各方面军司令员均已成长为出色的统帅，而他们的司令部也已取得了组织领导大规模战役的经验。
因此，1945年最后战局中各次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就再没有最高统帅部代表参加了。在东普鲁士、维斯瓦河—奥得河等战役中，各方面军的行动是直接由最高统帅部从莫斯科指挥的。而整个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柏林战役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次会战中，最高统帅亲自承担了对各方面军的指挥。只有С·К·铁木辛哥元帅一直留在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工作到欧洲战争结束。
最高统帅部是一个对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的合理结合构成了最高统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