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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第一天参加《代理店》的公演。由香里没有去上学。
二月三日
由香里仍是老样子，没有去上学。每天都要睡到中午。起床后就闷在屋子里听唱片、看书。近来她很少外出。N君来找她玩，九点多钟告辞走了。不知为什么，她的那些朋友这些天没有来。
二月四日
拂晓时，由香里发高烧了，我在她的头上放了冰袋，又给她喝了些凉水。不一会儿，她入睡了。我也迷糊了一阵子。早晨七点钟再一试表，体温竟烧到了三十九度。看样子她很痛苦。我忙给吉原先生打了电话，请教他，我该怎么办。整整一天，由香里都很痛苦。好孩子，一定要挺住。
二月五日
上午，体温降到三十七度五，由香里要去医院，我就带她去了。照透视、验血、查尿后就回家了，象每次一样，整整用了一天。由香里发烧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她紧紧地依偎着我。回到家便一头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我给她换了几次冰袋，不知不觉地，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
二月七日
由香里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做妈妈的心里也没有个准谱。孩子生病时总是想，只要病能治好，怎么都行。一旦病好了，更高的要求便接踵而至。这就是家长的心情。家长对孩子最纯真的爱，是希望孩子能健康地长大成人。竹江先生所说的，恐怕不外乎这一点。通过由香里这次生病，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做父母的这种心情。我总是为她生病而担惊受怕，一心盼着她早日痊愈，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对女儿的照料上。我能做到的恐怕只这么点吧。这就是我所具有的母爱。女儿痊愈后我还要这样去爱她。不过，到那时大概就难于做到了。
二月八日
由香里仍不舒服，但能起来吃饭了。我感到头有些发沉，怕是着了凉。
二月九日
由香里完全好了。啊！我太累了。身上有些发冷。不过看来问题不大。由香里每天仍旧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傍晚，她的那些朋友又来了。真没办法！女儿健康了，她能笑得那么甜，我也就知足了。
二月十日
由香里又是一天没出门。傍晚，她的朋友们来了。由香里下厨房，大家在一起吃了晚饭。饭后，她们的屋里又飘出了臭味，我进去把那臭玩艺夺过来扔了。九点五十分她们就都走了。我不知道她们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但我的话她们还是听的。每天都在十点以前回去。这使我对她们产生了一种奇异的亲近感，也许她们都是一些值得爱的孩子。
二月十一日
一切如旧，奶奶来京。以后可以和奶奶扯扯家常了。
二月十四日
由香里仍旧一天到晚闷在屋里。她的朋友三点多就来了。这一天，她们第一次向我问好，并做了自我介绍。显得很有礼貌。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她们叫什么，住在哪里，对她们的行动我也一直保持了沉默。今天，孩子们竟主动向我问好，做自我介绍，这不禁使我惊喜万分，心花怒放。我高兴得真想将这一好消息告诉在大坂的丈夫。
二月十五日
今天下午去警视厅，被竹江先生训了一通。情况是这样的。丈夫出差在外，我担心他的身体，也想看看他的演出。奶奶恰好也在东京，可以帮助照顾一下家里。因此，我同竹江先生商量能否到大坂去一天。不料，他不容分说就冷冷地给了我一句：“这么点事你们夫妇自己决定就行嘛，何必来问我。”接着，他又反复地对我说：“你想一想，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扔下家一走就是一天，这将意味着什么？总之，我们现在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家庭，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我委屈极了。为了女儿，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我越想越窝火，终于忍不住对竹江先生说：“我也是人啊！”以前，无论他怎么发怒、告诫，我都接受了。有时，即便是流着泪我也仍旧向他请教我不懂的问题。他不管怎么勃然大怒，有一点始终是不变的。即：当我每次去拜访时，他总是笑容满面地说：“您来了。”但一进屋就变成了一位严师。送我出来时，也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您辛苦了。”所以，我总觉得有他这顶保护伞，自己在教育孩子时，心里就踏实多了。然而，我今天觉得受了委屈，就淡然地回了一句：“知道了。”我同他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就回去了。
二月十六日
我到底上大坂去了。把由香里托付给奶奶和千代子，便乘上了新干线。在车上我几次后悔，我这当妈的太狠心了。一到大坂，马上就给家里挂了电话，由香里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我边看演出边想，明天一定尽早赶回去。晚上，同丈夫聊起由香里近来总是闷在家里不外出的情况。我心里总在担心不听竹江先生的忠告，私自跑出来的行动会引起什么后果。
二月十七日
瓢泼大雨，一早就下个不停。下午，我回到了家。由香里笑盈盈地问我：“爸爸好吗？”女儿的话使我全身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顿时，疲劳向我袭来。我拿出从大坂买来的“寿司”（用鱼片、菜、醋、盐等做成的饭卷——译者注），三个人一起吃起来。由香里的朋友们六点多钟又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对我说：“阿姨，打搅了。”这些孩子的表情也一点点变得明快起来。
转变
东京依然如故，当我看到那座埋藏在东京电视台和国际会馆等高大建筑中间的陈旧公寓，似如梦初醒。去大坂前，三口人度过的那凄苦郁闷的日日夜夜又浮上我的心头。我又要回到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中去了。
下了车，我提着皮箱刚要登上那昏暗的楼梯，蓦地头顶上传来了女儿清脆的声音：“爸爸，您回来了！”是由香里！我停下脚步，抬头望去。由香里“啪嗒、啪嗒”一阵风似地从楼上跑了下来，转眼间已站在我的面前。“您累了吧？辛苦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面前的女儿和一个月前的由香里判若两人。十四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女儿这样欢快，明朗。我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句：“我回来啦！”“我来帮你拿。”说着，她伸手来接皮箱。“不用了，很重。”我和女儿一起提着箱子上了楼。房门敞开着，妻子站在门口等着我们，她那消瘦而又略显憔悴的脸上洋溢着快慰的微笑。
屋内的摆设没有任何变动，但却不象我想象的那样阴暗、郁闷。现在的由香里似一阵春风，吹得家中的一切都显得生机盎然。
我拿出从大坂给女儿买来的礼物——运动服，由香里的眼里流露出惊喜的神采。她将衣服打开，仔细端详着，“啊！真漂亮啊！”她的两颗眸子，象两颗晶莹碧透的宝石。她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清澈了呢？我久久地凝视着女儿的眼睛。就是这双眸子，几个月前还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
“治疗心灵的病是最重要的，心灵的病一好，其他的病就会不治自愈。”竹江先生这极富哲理的话语再一次回响在我的耳边。
妻子日记摘抄：
二月二十六日
丈夫对由香里的巨大变化万分惊讶，这么说是由于我一直和女儿在一起没有觉察到她的变化吧。不过，女儿最近确实变得听话了。“对不起”也经常挂在她的嘴边了。我今天好象第一次有所察觉她真的在一点点地转变。
在我回家后，每天来找由香里的孩子们依然如故，但由香里却极少外出。服装也逐渐变得朴素，和她的年龄相称。头发只是用卷发器卷一卷，并且不再化妆了。由香里确实有了明显的转变。
暮春三月，到了学期末，结业式迫近。由香里很关心她能否参加结业式。在曲町中学的第一学期，她还上了几天学，转到赤坂中学的第二学期，几乎没有登过校门。所以，她心里直打鼓，不知学校能否允许她参加结业式。
三月二十四日，明天就是结业式，妻子见女儿坐卧不安，就让她向家庭裁判所打电话问一问。妻子为她拨通了电话，当新调到家庭裁判所来的柏雄先生讲话时，她才把话筒递给由香里。柏雄先生帮助与学校联系，并征得了同意，但由于由香里缺乏勇气，终于没有去成。事后，竹江先生对妻子越俎代庖的做法大为不满，他说：“你为什么不让由香里自己去拨电话？如果她本人真想参加的话，她完全可以自己打电话，就是她不知道电话号码，也是可以问问妈妈和查号台嘛。家长插手，毫无道理。你难道还不知道家长是不能插手孩子的事吗？”一通责难就象是当头一棒，打得妻子眼前一阵发黑，几乎瘫在地上。任凭妻子怎样解释，竹江先生再也不予理睬。
妻子回到家，又委屈，又窝火，于是便给佐藤织惠打电话，诉说了心中的苦衷，佐藤说：“你是一位患者，不懂的地方不向医生问清楚怎么行呢？”在佐藤的劝说下，妻子又给竹江先生打了电话。这一次，竹江先生不仅耐心地听完了妻子的话，还安慰了她一番。妻子忍不住抽泣了起来，这一切都被由香里听到了，妻子刚放下话筒，她就从屋里出来，抄起话筒便给竹江先生拨电话：“我妈妈在哭，我第一次见妈妈哭得这么伤心，你是不是对她发脾气了？！”“我妈妈是冤枉的，是我不好。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到你那里去，有火就冲我发吧！妈妈自己可能说过，她是一位生活中的弱者，但这不是她本人软弱，而是别人这样看她罢了。妈妈没错，用不着你来训斥。爸爸和妈妈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不对的只是他们的女儿。”
妻子日记摘抄：
三月二十五日
我在一旁听着女儿和竹江先生的对话，手里捏着一把汗，我担心从她嘴里会说出什么脏话来，可到听完她的最后一句话时，我竟不敢相信站在面前的就是由香里了。我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