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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新课题，我惊讶之余产生了怀疑。过去的七天里，我们对由香里的行动保持了沉默，但是，她竟然一连几天都没回家。这已使我们感到是一种放纵了。今天，要求我们限制孩子的零花钱是可以理解的。但十元都不让给，也未免过于苛刻了吧。无论女儿怎么坏，我也不愿让她沦为一个扒手。所以，以前每次女儿要钱，我总是满足她。有时，一个月的零花钱竟达一万多元。一个初中生，一个月一万多元的零花钱确实是多了些。但由香里生长在赤坂——这个物价昂贵的地方，从上幼儿园起，每天都路过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奢侈品的东急饭店，这种环境无形中已使她成为一个花钱很厉害的孩子了。我们一直担心，如果控制零花钱，就可能导致她行窃。因此，从未在零花钱上限制过她。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现在一下子连十元都不给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毫不客气地问竹江先生：“如果她因此去偷的话怎么办？”他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说：“一般的孩子是不会的。一没钱就去偷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有病，这种孩子需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治疗。”竹江先生总是这样坦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对自己的理论充满着自信。我只得服从他了。
临分手，竹江先生将一张写有：“明日务必与保护人一起到警视厅少年第一科听讯”的便笺装进印着“警视厅”落款的信封中。“请转交由香里，就说是警察送来的。”说着，将信封递给我。我见信封上写着：铃木隆信、铃木由香里收。
回家的路上，我向妻子诉说了心中的不安。我确实对新要求没有信心。妻子毅然地对我说：“我们只有听从竹江先生的指导，努力按照竹江先生的要求去做，才能拯救女儿。没有别的选择。”我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是啊，是啊。”妻子的话使我羞惭满面，无地自容。平时，我总是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教训妻子，可到了关键时刻却这样优柔寡断。我真是个废物。
回到家，正巧由香里也在。我悄悄地将竹江先生的信放在饭桌上。由香里出来吃饭，看到信问道：“谁送来的？”“警察！”妻子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答道。由香里急忙抽出信笺看了起来。看完，她吃惊地说：“啊？让我和保护人明天一起到警视厅听讯。”
这天，由香里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这可是一顿难得的“团圆饭”啊！饭桌上，由香里向我们讲述了她最近去虎门医院看病的情况。当讲到吉原先生“警告”她：“你可不能再发福了！”的时候，她自己也笑了。晚饭后，照惯例要打几个小时电话的她却没打，早早地就睡了。这天晚上，合家“团圆”地度过了一个宁静、甜蜜的夜晚。这一夜，静得简直令人心醉。“我们要能永远这样该多幸福啊……”我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等待我们的却又是那地狱般的生活。
妻子日记摘抄：
十月十五日
上午十一点，和由香里一起去了警视厅。我尽量装作是第一次来的样子。
竹江先生分别同我们谈了话。同由香里怎么谈的我不清楚，只知道让她明天再来警视厅。最后，竹江先生故意当着由香里的面对我说：“今后，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许给由香里钱。”由香里在一旁装作没有听见。
刚走出警视厅，由香里就说要去R子那里，向我要车钱。我说不行，她就跟我吵。最后，由香里还是跟我回了家，到家后一个小时左右，由香里又一次发疯似地大声哭闹着要钱。我告诉她，竹江先生说过不许给，可她就是不听。当时我想，一定要坚持住，就没给她。而后，由香里哭着哀求我：“哪怕一百元也行，求求您，给我点吧！”我心里喊着：“这全是为了你好啊！”狠着心没有给她。由香里绝望了，从家里跑了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放声大哭起来。
过了一会儿，由香里几次打电话回来，询问有没有她朋友打来的电话，大概是她的朋友失约了吧。可由香里是怎么去的目的地，车钱是哪儿来的，我都一无所知。后来，由香里又打来电话，说她无票乘车被抓住了，让我去付车钱。我让她讲清楚是哪个车站，怎么回事时，她却挂了电话。之后，一直没再打来。
丈夫今天开始去京都演出三天。
十月十六日
黄昏时分，由香里带着Q子回家来了。两人一声不吭，一进门就钻进由香里的房间。她们将电唱机开得山响，震得我的心直发颤。一会儿，又从房间里飘出了毒品的气味。我从门缝中看去，只见Q子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口吐烟圈；由香里嘴衔装有稀薄剂的小瓶，精神恍惚，目光呆滞。房间里烟雾腾腾，又脏又乱，简直象一个垃圾箱。看见我推门进来，由香里问道：“你……你，是谁？”听见自己女儿的问话，我气得几乎昏了过去。毒品的气味熏得我想吐，四只家猫也被熏得四处乱窜。难道女儿都不认识自己的亲娘了，还要我保持沉默吗？我急忙找出几个百元硬币，跑到外面给丈夫挂了电话。我真想对天大喊：“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啊！”但是，我连气带急，只觉喉咙冒火。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正巧，第二天因故预定的镜头停拍，休息一天，真是天助我也。我急忙赶回东京。到家一看，由香里不在，只有脸色苍白的妻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赶忙给竹江先生打了电话。我和竹江先生每次会面都由他指定时间，其余的时间是不能随便打搅他的。但打电话不在此限。
我将由香里近来的情况向竹江先生作了汇报，并问他，对女儿的胡闹要容忍到哪一天。我真想哀求竹江先生快点把我们救出火坑。竹江先生听完，丝毫不感意外，镇静地回答说：“请再容忍她一段时间。现在所做的一切是要让由香里明白，她的胡闹都是自己所为，别人没有责任。让她今后再也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也无法将责任归咎于家长。因此，有必要让她表演一番。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当事人在意识到自己错了以前是不会改正的。请再忍耐一下，千万不要发火。”我将话筒紧紧贴在耳朵上，静静地听着。
竹江先生的基本要求是：不能向孩子强加任何东西，也不能大加责备，对孩子要满怀父母深情，真心地疼爱，要摸透孩子的心理。如今，在保持沉默的基础上，又要求不给孩子零花钱。
以前，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却恰恰与这些要求相反。孩子一有错误就大加斥责，甚至痛打。怕孩子偷窃，要多少零花钱给多少，毫无节制，结果反而害了孩子，加速了她的堕落。对比之下，我对竹江先生的要求有所理解了。不过，无论孩子干了什么，都只能保持沉默这一点，做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
取消了零花钱后，由香里对我们总是投以憎恨的目光。“哎，你过来！”成了妈妈的代名词。要是不忍受这些，就是对女儿没有真正的爱吗？我真想不通。
确实，孩子做了坏事，一吓唬就能改好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正象竹江先生所说：“训斥，对于孩子既不是爱，也不是教育。”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吸毒吸得连亲娘都认不出来了的时候，也要保持沉默吗？真令人无法接受。我无法相信，这样做就能使由香里认识到自己错了？
我从京都回来后不久的一天，由香里将她的录音机拿出去卖了。妻子对我说，由香里将她值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卖了。这天，由香里又把朋友带到家里来。看到由香里，我吃了一惊，她的头发烫得象个乱鸡窝。
大概是腹部肿瘤摘除的后遗症吧，由香里从小就是红头发。这一头红发也是她堕落的一个“祸根”。上中学时，高年级的同学误认为是她故意染红的。因此，由香里挨了不少冤枉拳头。她出于中学生的单纯，为逃避挨打，曾对其他同学讲：“谁要打我，我就做谁的朋友。”
由香里的老师曾劝我，让由香里将头发染黑，但我总认为没必要。由香里走上邪路以后，我才不得不让她染黑了。这头红发对女儿，对我，都是不幸，由于头发本身是红色的，即使染成黑色，用不了几天就又变成红黑混杂了。
头顶“乱鸡窝”的由香里简直象个小妖精。我一气之下，将竹江先生的要求也抛到了脑后，对女儿大声喝问：“瞧你那样儿，象什么话？”由香里两眼一翻：“你管得着吗？”说完，扭身走进自己的房间，“砰”，用力甩上了拉门。我只觉一股无名火气直冲脑门，“嚯”地站起来，要冲进去狠揍她一顿。妻子一见，死命地抱着我的腿，痛苦地对我摇着头。“对，不能发火。”想到这儿，我象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瘫在地上。
处于反抗期的孩子是不会屈服于家长的武力的。对武力，他（她）们以憎恨的目光表示反抗。由香里的行为就说明了这一点。
病人
第二天，我们又拜访了竹江先生。我们现在就象是个生命垂危的病人，竹江先生就是位妙手回春的高明医生。
将教育自己孩子的重任托付给别人的做法，肯定要受到一些人的非议。我认为，在教育子女问题上迷途的家长，向社会伸出求援之手，拜托有责任心的专家来为自己寻找正确的道路，是一件好事。将孩子看成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完全错误的。家长有义务帮助孩子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完全依赖于竹江先生的。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和女儿一起，努力地寻找着人生的道路。
我们对竹江先生是绝对服从的。正是这绝对服从，使我们被夹在竹江先生的要求和女儿的反抗中，经受着痛苦的考验。
竹江先生象往常一样，边听边做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