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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
。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
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
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１９１４年８月受打击以来最
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
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
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
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
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
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２）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
到１０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６０１４３００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１９１３
年的３０００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
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
去年１２月印的平面额为１０００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１０亿马克（ＥｉｎＭ
ｉｌｌｉａｒｄｅ）；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５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
了２００亿马克。这２００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８００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
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
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
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
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
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
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
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
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
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
。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
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
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
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
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２０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
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
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Ｄ·Ｗ·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
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
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
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
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
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
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１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３．５万名新党员。到１０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
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
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
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１０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
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
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
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
。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
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
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
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
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
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
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
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
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
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
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
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
”。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
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
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
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
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３．２万
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
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
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
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
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
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
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
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
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
“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
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
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
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
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１１月４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
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
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
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
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
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
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
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