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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匆匆忙忙地再次赶到德国。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接见了张伯伦。吃了德国人的定心丸，张伯伦的心稍稍平静了些。9月20日，他第三次赶往德国拜访希特勒，再次乞求希特勒，希望希特勒与英国政府签订《英德和平宣言》。最后希特勒同意了。张伯伦从这一纸空文中，深深感谢希特勒的诚意。
张伯伦回到英国后，趾高气扬地向全国公民宣称：“……《英德和平宣言》的正式签订，乃是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再不彼此进行战争这一愿望的象征……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要求同胞们应该去安然地睡觉，战争决不会延伸到英国……”
张伯伦哪里知道，正是在他处于和平幻觉时，希特勒却凭借《英德和平宣言》这张废纸的掩护，加速了对英国的战争准备。
历史果真给张伯伦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就在1939年3月鲸吞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而且马上又提出波兰问题。就这样，要求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满足，新的要求又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来，希特勒欲壑难填。
1939年春天，张伯伦开始对政策作了调整。在国内，他宣布重整军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增加军事拨款，建立适应欧洲大陆作战的远征军。在国外，他同法国正式结成了军事联盟，并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荷兰、丹麦、瑞士等国提出安全保证，力图形成一个对德包围圈，制止德国的侵略。但是此术已无回天之力，可怕的战争在步步逼近。
4。激战北欧（4）4。激战北欧（4）
面对国内一片埋怨声，张伯伦于1940年5月10日下午6时，向英王乔治六世递交了“引咎辞职”的辞呈。半个小时后，66岁高龄、已经10多年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丘吉尔被召见入宫。国王以一种锐利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一会儿丘吉尔，然后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找你来？”丘吉尔顺着他的情绪回答道：“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国王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丘吉尔立即表示愿意遵命。当晚10点，他就把5人内阁的名单呈交给国王。
这样，以丘吉尔为首的战时内阁便宣告成立。
丘吉尔在大敌当前的严重关头，临危受命。5月13日，新首相在下院发表了施政演讲，宣布了新政府的政策。丘吉尔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也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要求和动力。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力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前进！”丘吉尔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身到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去。
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现代史上一位极负盛名的政治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致力于政治事业。1905年，31岁的丘吉尔担任了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一政府高级职务，开始了他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生涯。此后，他的职位不断提升，影响越来越大，先后担任了贸易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军需大臣、殖民大臣、财政大臣，并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18—1921年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期间，曾积极策划武装干涉苏联，叫嚣要把十月革命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丘吉尔自1929年卸任财政大臣。1932年间，有人告诉斯大林，丘吉尔完蛋了，已是强弩之末了。斯大林没有苟同。他预言：“只要英国人再遇上麻烦，他们也许还需要这匹老战马。”1939年丘吉尔重返海军部，但被排斥在内阁之外。这期间，他没有按照惯例退休，而是以一个记者、作家和画家特有的敏锐洞察力来关注世界历史的风云变幻；以一个历史学家和一次大战参加者所具有的丰富经验来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因此，他成为一个声望很高的下院“后座议员”。
1932年夏，丘吉尔访问巴伐利亚，看到一群群渴望为国牺牲的德国青年正情绪高昂地在大街上游行，他感到德国“战争意识”的重新抬头，并为此惴惴不安。1933年，希特勒上台。丘吉尔清醒地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他马上在下院发表演讲，指出：“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只要德国的怨恨与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愿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可能获得与其他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1936年，希特勒出兵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同年，与日本、意大利正式结成法西斯联盟。1937年，他召集了海陆空三军最高将领参加的秘密会议，把战争定为国策，并命令他们做好战争准备。这一切使丘吉尔深为忧虑。他说：“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要拯救英国，就必须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新武装起来”，“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但是丘吉尔的忧虑和建议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他们继续坚持以裁减军备寻求“安全”的外交政策。
在不会有战争的思想指导下，英国完全笼罩在一派和平的气氛之中。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还通过了一项“本院决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决议，代表了英国所存在的那种缺乏远见、盲目乐观的思想情绪。
丘吉尔对此更加着急，他说：“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有着深信不移的看法，但我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重视我的警告，我提出的证据又不能使他们信服并从而采取行动，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他冒着被称为“战争贩子”、“恐怖分子”的罪名，到处大声疾呼，批评国内存在的这种浓厚的和平主义情绪，多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避免另一次大战的发生。但是，万一发生了战争，我们就要斗争下去，为了能在战争中求生存，即使付出武力也在所不惜。”
然而，政府的政策与丘吉尔的看法背道而驰。1937年5月，“绥靖大师”张伯伦出任首相，他上台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准备发动战争的希特勒表示友好态度，幻想以妥协、退让、姑息等方式达到息事宁人、避战求和的目的。对希特勒提出的领土要求，只要是“按和平演进来实现”，他就不予反对，甚至奉送，借以牺牲东欧，保全西欧。这一政策终于导致慕尼黑悲剧。
4。激战北欧（5）4。激战北欧（5）
慕尼黑悲剧发生后，丘吉尔的情绪更加激昂。他在下院发表演讲时痛苦地指出，我们没有经过战争就已经遭到了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他还进一步指出：“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仅仅是呷第一杯酒，第一次尝到苦酒的滋味；除非我们竭尽全力重振士气和军威，再度崛起，一如往昔地坚持我们为自由而战的立场，否则我们将年复一年地尝此苦酒。”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丘吉尔是正确的。他的忧虑、他的警告、他的批评都应验了。这时丘吉尔在国内的威望空前提高，各层阶人士都普遍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即丘吉尔应该进入内阁。新闻界也活跃起来，称赞丘吉尔“由于同国家事务有着长期而密切的接触，不仅是一位干练的、极有责任心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对处理在战争中出现的、特别是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棘手问题，具有无可比拟的实际经验的政治家”。报纸的称赞掀起了更大的共鸣，“丘吉尔必须回来”的标语口号贴满大街小巷。丘吉尔以他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全英国人民的心，也赢得了国王的信任。丘吉尔出任首相，受命于危难之际，是人心所向，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5。“黄色计划”（1）5。“黄色计划”（1）
当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弥漫着呛人的硝烟时，希特勒又对比利时、荷兰拿起了屠刀。
比、荷是卡在德、法之间的两个小国，其总面积约7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200多万。地理学家们在有关欧洲的地理著作中，常把比、荷放在一起叙述。由于比、荷濒临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同卢森堡以及北部的部分地方称为“尼德兰”，即“低地”，所以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后，人们仍称比、荷为“低地国家”。
荷兰境内绝大部分为平原，1／4的土地低于海平面，1／3的土地仅高出海平面1米。中部是丘陵地带。南部与比利时接壤处是阿登高地，海拔仅300米。首都是阿姆斯特丹，其他两个主要城市海牙和鹿特丹在首都以南，与首都构成三角地形。在荷兰南部的比利时，其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东南部为波状起伏的阿登高地，海拔在200—600米之间。
这里的村庄、草地和农田四周围绕着林地，宛如大小不等的孤岛出现于森林之中，故又称阿登森林。中部是丘陵，有3条运河自南向北汇于安特卫普：一条是从列日到安特卫普的艾伯特运河，其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