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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46年3月3日晚上10时到犯罪现场检查尸体时，上面盖有一层薄薄的雪。血迹提示尸体是被拖来或搬到这里来的。华特曼被射中两枪，两次都是从背后，非常近的距离射击。一枪从左肩峰下2英寸脊柱外7英寸处射入，从前面肩峰下半英寸、胸骨中线外5英寸半处射出。这似乎不是蓄意谋杀的枪击。另一伤在头部，也好象不是蓄意谋杀的。这一枪，弹头从项部衣领线上缘距中线左侧1英寸射入，然后象上一枪一样，弹头朝上向内行走，在鼻的左侧一点、左眼角的下面射出。这两个创口周围都有出血，说明枪击后生命持续了一段时间，也许长达一小时。
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左手背有小刮伤，伴有指关节轻微的局限性挫伤，可能是某种微弱的自卫手势或由于被拖拉时刮到某些物体所引起。
肩胛部创口有烧灼痕，头部的创口既没烧灼也无烟晕，是从至少有3英尺远的距离开枪射击的。可能肩部先受枪击。要是开枪的人想打他的心脏的话，那他就会把枪口移到两个肩胛骨之间。如果华特曼转身向左，弹头会往更左侧进入，正好沿着现在的路线走。如果华特曼后来跑开，就可以解释第二枪同样无效的位置。然而我这种重建犯罪过程的设想没有得到检验，因为这个案子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1946年6月一个天色晴朗的黄昏，当我在韦默斯大街把准备过周末的提包放进我的汽车时，电话铃响了：
“先生，我是杰拉尔德街警察局的鲍尔。切斯特广场一个相当重要的地点发生了枪杀。你现在能来吗，先生？”
我常常避免在电话里问案件的任何细节，因为尽管好长时间以来，话务人员不再管理个人通话，但声音会“交叉”到另一条线路去，一些重要的消息就会在无意中泄露出去。在报刊得到这些消息之前进行工作会有更为安静得多的气氛。他们越迟得到消息，这方面的工作会做得越好。
出事地点是在切斯特广场45号贝尔格拉维亚，离杰拉尔德街警察局仅100码远，是希腊国王乔治的战时住址。
在那里，楼下后面的房间躺着女管家伊丽莎白·麦克琳里登的尸体。她是一个很动人的40岁妇女。当她脱下一只手套坐在一张小桌子边打电话时，弹头从项部射入，手套摇摇晃晃地挂在她面前的桌子边，旁边的电话记录簿没能提供线索。她前面的墙壁被子弹凿了一个洞，她坐的椅子后面几英尺远的毛毯上有一颗口径0。32的弹壳。这是一个重要线索。
没有迹象表明发生过搏斗，也没有试图自卫的痕迹。从损伤的角度来看显然她看不见手枪。组织无烧伤，毛发无烧焦，皮肤或衣服无烟晕，这些意味着枪是从几英尺远的地方发射的。她几乎立即就死亡。我认为她已经死了五到六天。
就警察所发现的情况看，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六天前，即6月8日。国王第二天下午来看过这个屋子，发现牛奶放在后门石阶上，但没有追究。在发现尸体的前一天，一封从布里弗顿寄给麦克琳里登小姐的信问她为什么多次给她电话都不回答。信的署名是阿瑟，但无发信地址。
麦克琳里登小姐的姐姐维朗妮卡告诉警察，阿瑟曾是死者的未婚夫，他叫阿瑟·博伊斯，是在布里弗顿码头工作的油漆装饰工。维朗妮卡还说她妹妹曾在阿瑟衣袋里发现一张旧的结婚请帖，上面写着阿瑟为新郎，一个名叫波妮莫斯·威蒂小姐的为新娘。他不理这件事：“这不过是我的一桩恋爱事件，而且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是伦敦警察厅刑事登记局证明阿瑟不仅通过结婚仪式和威蒂小姐结婚，而且因为犯重婚罪判了18个月徒刑。
“是的，那是我。”当鲍尔警长在布里弗顿阿瑟的住处问他时他说，“出了什么事？是我的未婚妻的事吗？她在希腊大使馆工作，不见一个星期了。我母亲和我到处找她。我们准备在7月16日结婚。”
鲍尔在他的房子里搜查枪支，没有结果。物证或许早被丢进海里了。有一个行李标签写明：约翰·罗伦德。这似乎不是很有希望的线索，但是鲍尔还是一直追踪，终于找到罗伦德，那时他在军队。事实证明他是个很值得寻找的人。他告诉鲍尔，1945年10月，他和阿瑟一起住在福尔罕，当他走的时候，发现装在旅行包裹的0。32口径的布朗宁自动手枪不见了。他这支枪是合法的，他报告警察这支手枪不见了。同时，因为他认为只有阿瑟可能拿这文枪，他就寄去一个盒子和标签，要求他把枪交回。阿瑟没有答复，却愚蠢地保存起标签。
鲍尔问罗伦德有无偶然留下的用过的子弹或空弹壳。有的，罗伦德说，他有一颗空弹壳，作为卷外科胶布之用。
对于火器鉴定来说，弹壳比弹头更有用处。从枪里发射出来的每个弹壳都会印上该枪各种细微缺陷的特征——撞针、枪门、退子钩。鲍尔送两个弹壳（一个是罗伦德保存的，另一个是麦克琳里登坐的椅子后面发现的）给军械商罗伯特·邱吉尔，那时他在做警察弹道学工作。邱吉尔将它们一起放到比较显微镜下，发现在撞针压痕、退子钩抓痕和螺栓头/枪闩面的印痕是同一的。他拍的照片和指纹的证据一样有力，因而确定了指控阿瑟的案件。阿瑟被判犯凶杀罪，处以绞刑。
后来，我又处理了一个著名的枪杀案，一个年青的道路研究专家迈克尔·格雷戈斯顿被杀案。他在1961华8月23日清早，被发现死于贝德福郡A6公路旁的停车场。这是件非常罕见的事件。整个案件的发生是在有第三者始终在场的情况下，因为格雷戈斯顿那晚由一个动人的青年实验助手瓦拉丽·斯托里陪伴，她不仅看着她的男朋友被枪杀，而且后来她自己也被强奸，几乎被杀死。这个案件在刑事犯罪史上称为“A6凶杀案”。这是一个平凡的名字，因为考虑到犯罪事件发生在A6的一段偏僻路上，但A6早已有更不吉祥的名字“死人山”。
按照瓦拉丽的说法，事情不过是，天黑后他们在温德森附近把车子停下来，在车里聊天时，一个人袭击了他们。这个人敲窗子，当窗玻璃降下来时，捅进来一支左轮手枪，并说“这是拦路抢劫’。他爬进汽车后部，用枪口对准他们，强迫格雷戈斯顿开车沿着他指的路线走了三个多小时，最后他命令他们驶进克劳普山附近死人山的那个路旁停车场。那时大约是凌晨3点。这个人说：“我想睡觉，但首先必须把你们绑起来。”他用一根绳子将瓦拉丽的手腕捆住，并寻找用来捆绑还在司机座的格雷戈斯顿的东西。“把那个袋子给我。”这个带枪的歹徒告诉格雷戈斯顿。格雷戈斯顿正转身拿袋子给他时，这个人朝他的头部在非常近的距离连续开了两枪。
瓦拉丽高声尖叫：“你开枪打他，你这个杂种！你为什么？”
“他惊吓我。他动得太快，我被惊吓了。”
她求他让她载迈克尔去找医生。他的回答使后来瓦拉丽辨认他时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
“不要吵！怎么样？我考虑①（①原文为finking，是罪犯把thinking（考虑）读成这个样子。见后。——译者）一下。”
几分钟以后他重复“考虑”这个词。然后他命令瓦拉丽和他一起坐到汽车的后座来，脱掉她的内裤。她表示拒绝，但他威胁说要开枪，她就顺从了，忍受他强奸。这些都很快就结束了。他叫她出来帮他搬走格雷戈斯顿的尸体。他要她介绍那车的排档并给他发动汽车，然后当她坐在地上哭泣的时候，从五、六英尺远的地方连续向她开了五枪。
这个人以为她死了之后，便开车走了。瓦拉丽躺在那里，两只脚麻木，知觉模糊，直至一个农民在早上6时30分发现她。
我首先去到现场，就象往常那样，参加警察现场勘查，然后坐车到贝德福郡停尸室。根据尸温的下降，尸僵和其他情况，我估计格雷戈斯顿在早上3至4点死亡。头上有两处0。32口径子弹的枪创。弹头从左耳贯通到右颊。射入口周围皮肤有烟晕，射击距离不会超过1到2英寸，很明显子弹是迅速连续发射的。
接着来的星期天，我到贝德福医院去检查瓦拉丽。她有同样口径的贯通枪创。一个射入颈部，四个射入左肩部，都向下经手臂穿出。五枪全在一条直线上。我认为很可能是连续发射的，射击距离至少半米之外。她很幸运还活着，但要是没有一颗子弹穿过脊柱那将更为幸运。“我觉得我的腿没用了。”她对我说。很糟糕，这个动人的姑娘从此不会走了。
当我到病房看瓦拉丽时她刚度过了第一次休克关，用枕头支撑着半坐卧位，精神还好，能和我聊天。我并没有问她发生的事，只是说我来检查她的创口以便帮助警察重建犯罪经过。“我是内政部的一个病理学家，”我说，“但我也是个医生。”当病房护士帮她换床单时，她微笑着。我为她的伤口照了几张彩色照片时她也没有大惊小怪。她只有头和手臂能动。她的双腿瘫痪了。看见活生生的人这种悲惨的形象比看见死尸常常更使我感到心情不安。
她的聪慧和遭受那样可怕的打击之后神志清楚得这么快，给我的印象很深。她关于强奸、格雷戈斯顿和她自已被枪击的叙述全部得到了医学鉴定的证实。
她那坚韧的勇气也使我难以忘怀。因为很明显，要象她那样沉着地谈这些，必须克服感情上极大的压力。她没有哭。
几天以后，瓦拉丽偏巧被转到我所在的盖氏医院。她在那裹住了三个星期以后，警察在报刊和电视里宣布他们要会见一个名叫彼得·路易斯·亚尔方的男人。他们认为这个人或许会帮助他们调查——这是他们通常对第一号嫌疑犯委婉的讲法。9月22日，这个呼吁得到了亚尔方本人的回答，于是，他被拘留。然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