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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不久，使馆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蒙方外交部长、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出席。他们一进礼堂看到这块大语录板，就有点愣神，外交部懂中文的官员显出“触目惊心”的表情。魏代办向蒙外交部长解释语录的含义，周围的官员都挤过来静听，大概是理解到没有具体指名，也就进到舞台前坐下。
8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在使馆及驻蒙公司、友谊医院传达后，特别是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随之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对我国驻蒙人员影响很大，有一些人要求在国外组织红卫兵闹革命。魏代办根据国内要求驻外单位正面学习不搞运动的指示，通过各级领导说服了这些同志，但人们的思想情绪越来越激烈化。国内发来了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要求驻外使馆散发。驻蒙使馆当然积极性也很高。除了外交官直接送使团人员外，还让驻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设法散发。
培才学校是使馆附近的一座华侨小学。原来是为对蒙劳动力援助的员工子弟办的，学校领导和教员都从国内派来。“劳援”被迫撤走后，这所学校转为华侨子弟小学，学校的领导班子仍是国内来的那些人，但吸收了华侨中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替代国内派来的教员。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日渐加剧，紧跟苏联报刊反华的调子，直接指责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点名攻击我国领导人，称毛泽东思想为毛主义，希望中国的“健康力量”能起来掌握局势。这就使两国关系由冷变恶。蒙古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蒙公司的刁难，和对培才学校的限制，都在不断加码。
9月，张大使夫妇返馆，主持了9月30日的使馆国庆招待会，蒙方出席人员规格虽未明显下降，但人数已大为减少，气氛也没有往年热烈。国庆节过后，我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所有人员必须分批分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魏代办夫妇在11月返国，我同其他几名使馆人员与之同行。
在使馆，对于“文革”只从报纸上、广播中有所了解，缺乏感性体验。因此，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街看看。从宽街步行到王府井，街道两旁几乎贴满了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大标语，中医医院、隆福医院、科学院图书馆的大门两旁，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内容多是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派”。从灯市西口到王府井大街，几乎所有商店的门窗和外墙上都刷满了红纸写的大标语或大字报，什么同升和鞋店、盛锡福帽店、百草参茸国药店都找不到了，据说是为了欢呼刘、邓下台，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搞的“红海洋”。信步走进一个卖工艺品的小商店，看到小型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做得挺精致，我指着问这个多少钱，售货员瞪了我一眼没吭气。这时，进来一个戴造反派红袖标的外地青年，对售货员讲：“我要请一张毛主席像。”售货员马上热情接待。我一看不好，再呆下去说不定得挨批，就赶紧走了出来。我一面走一面想起小时候的事：旧历年关将到，跟随父亲去赶集，为了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祭灶神，父亲在一个货摊前恭恭敬敬“请”了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并肩而坐的像，让我用双手捧回家。……我在这种大不敬的胡思乱想中，走进了百货大楼。门窗玻璃糊满了大字报，里面黑糊糊的，买东西的顾客先对了语录才能买东西：顾客说“毛主席万岁”，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或者一方说“造反有理”，另一方则说“文化大革命万岁”，然后才洽谈买什么。我既感到挺有趣，又觉得挺别扭，因为不会对语录，也不敢买东西。
1967年1月，随着全国造反派的“夺权”风暴，外交部的造反派成立了联络站，领导外交部机关和使领馆回国人员搞“运动”。外交部的业务工作，由原来的一些领导加若干新人组成的核心组领导。姬鹏飞等几位老的部领导，由于是“当权派”，既要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回国参加“文革”的各个使馆人员，都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批判“当权派”。大使首当其冲，参赞是准“当权派”，受冲击稍小；随员以下参加战斗队成为“大批判”的骨干；一、二、三秘游离其中，但必须站在造反派一边，否则就要挨批。驻蒙古使馆由于人员构成的关系，战斗队里除个别人“造反精神”特强，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年岁较大的公勤人员，大都比较“保守”，批判会开得还算文明。
春节之前，张大使夫妇奉调返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馆由办公室主任刘吉德担任临时代办。
张大使到京，驻蒙使馆战斗队仿照其他使馆做法，接站汽车直接把大使拉到战斗队，让他站在方凳上背语录，其目的是“煞煞当权派的威风”。有一天，外交学院的造反团来揪张大使去清算“于、窦事件”，驻蒙使馆战斗队起初不同意，认为此事应由使馆的人批判深究，但外交部的造反联络站支持造反团的“革命行动”。结果，张大使去后即被扣上投降派的罪名，不仅戴了高帽子，坐了“喷气式”，还被拳打脚踢，肋骨被打断两根，腰椎受伤不能直立。大使夫妇回来后，在院子里靠墙坐下，我从他们身旁走过，大使夫人杨波含着眼泪对我说：“这还怎么活下去！”我不敢接茬，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心想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活下去。
在这样情况下，我只能努力“韬晦”，希望尽快脱离“苦海”。7月，机会来了，使馆的战斗队提议，经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批准，派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去蒙古轮换最后一批未参加运动的同志。去前，我见到伤势有所好转的张大使，向他告别。他高兴地连声说：“你去好，你去好。”我的妻子本来“文革”前已做好出国前的一切准备，“文革”一来，停止所有初次出国人员外派，我又是茕茕一人踏上“征途”。
“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
我回到乌兰巴托，街道两边的树木已长出嫩叶，举眼望去满目青翠，蒙古的春天终于来了。但使馆里却是一片愤怒消逝后的沉默，这是由于5月21日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
培才学校师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蒙古当局的特别注意。华侨子弟通过其家庭同蒙古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散发的数量可观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已深入蒙古民间，这是蒙古当局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想方设法寻找借口进行打击。
培才学校与《蒙古消息报》社同处一个大院，该社的展览橱窗展出的蒙古政府领导人的照片被涂抹，蒙方认为是华侨学生所为，就单方面关闭了共同使用的大门，让学生使用仅容单人进出的小旁门，这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学生嫌小门太窄，上下学进出拥挤，就敲打大门让蒙方警卫开门。于是，蒙古当局就以“三名华侨老师带领学生踢打报社大门”，“破坏了蒙方法律”为借口，宣布驱逐三位华侨教师出境，实质上是想借此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蒙古当局的无理宣布，激起培才学校师生的愤怒情绪，酝酿届时集体到火车站欢送，并以1月25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红场上的中国留学生的英勇斗争事迹相激励。1967年初，中国政府通知派往世界各国的留学生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留法、留芬兰学生总共六十九人抵达莫斯科后，在“革命”情绪的激荡下，于1月25日到红场瞻仰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当日天气特冷，他们依然排队耐心等待。苏联军官“好心”把他们插进“参观者”（实际上都是便衣警察）的行列。他们走到列宁墓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一名留学生走出队伍，领导大家读《毛主席语录》，苏军一名少校一挥手，苏军和便衣警察就一拥而上，企图冲垮中国留学生队伍。留学生手挽手高唱《国际歌》，气急败坏的苏联军警二三百人将中国学生和使馆陪同人员分割包围，三四个围住一人大打出手，最可恶的是便衣警察，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把中国学生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有的甚至伤筋断骨。打了约半小时，不少市民和各国驻莫斯科记者闻讯赶来。几个苏联老人喊道：“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上前帮助中国留学生撤出包围圈。这就是1967年有名的“莫斯科红场事件”。此后不久，国内给驻蒙古使馆发来“红场事件”的照片，让张贴揭露苏联当局的暴行。结果，展出不久，展览橱窗玻璃就在夜里被砸，照片被撕碎扔进使馆大门。
十四
临时代办刘吉德，鉴于蒙方对“红场事件”照片展出后的反应，考虑到华侨师生一旦到车站集体欢送，可能会模仿“红场事件”对中国留学生的做法，招致蒙古警特镇压。遂于5月19日发电国内，建议组织集体欢送，有序进行，不读语录、不喊口号、不唱《国际歌》。当时外交部造反派还未夺权，但已对业务部门实行监督，因此在复电中强调组织集体欢送，应坚持“三要”（读语录、喊口号、唱《国际歌》）。当晚，使馆再次向国内请示，讲明情况，陈述利害，建议在集体欢送时免除“三要”。国内未予置理。
蒙古当局获悉华侨师生计划去车站搞集体欢送，5月20日上午，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托依夫约见我驻蒙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不得在车站举行欢送集会等无理要求，否则后果由中方负责。刘代办予以拒绝。蒙方这样提出要挟，对情绪激愤的华侨师生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