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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解决这一悬案。可能有部分同志想不通，但大多数同志不会有问题。他说你返馆以后要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治疗，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8月17日至9月18日，参加了一期驻外人员学习班。由于轮换我的人还没有选定，我不得不在1970年国庆节后，重新返回乌兰巴托。回到使馆，听说8月5日我国外交部指示吕代办，向蒙方提出以那松扎布同窦海玉交换的建议。而在第二天，8月6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约见了吕代办，正式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五点建议：双方重新互派大使；重新互换新闻记者；解决乌兰巴托—北京通讯联系不畅通问题；就蒙方接收中国援蒙在建未完项目事，双方派代表团在乌兰巴托会谈；中方向蒙古移交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云登在解释这“五点建议”的含义时，特别强调重新互派大使，必须中国先走一步，因为是中国方面先调回驻蒙古大使的。吕代办跟我讲，已将蒙方建议报告国内，尚无回音。我告诉老吕，亚洲司的领导说，重新互派大使和解决援蒙在建未完工程事，部里已在考虑。
10月14日，蒙古报纸发表泽登巴尔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准备重新互派大使，声称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了，它看到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想在不改变追随苏联继续反华的既定政策下，求得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中蒙两国关系的恶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蒙古是中国的近邻，长期保持临时代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而且，援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的留守人员，坚守“阵地”已达五年之久，有家不能回，继续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蒙方在提出“五点建议”后，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善姿态，但基本态度还是观望。当它在10月以后，看到中国向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陆续派出了大使，才真正着急起来，利用一切外交接触试探我方态度，甚至表示只要中方做个回答，马上就考虑派出驻华大使，蒙古政府不愿意做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后派出大使的国家。
关于以那松扎布交换窦海玉的建议，8月5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提出之后，蒙方于8月17日答复同意。双方经过四次协商，8月31日最后达成协议，决定于9月2日，在二连附近中蒙边界上的双方边防会晤点进行交换。使馆领事部主任老孙，奉命前去二连处理交换事宜。窦海玉被从蒙古监狱直接押送至现场，那松扎布也从上海押来。两人对比令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伤心。那松扎布身体健康，气色很好，有说有笑。而窦海玉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有些痴呆，话也说得断断续续，其家属子女望见以后，大哭不止。看起来，六个年头牢狱生活的窦海玉，受到了蒙方相当程度的折磨，为援蒙而来，竟落得如此下场！
两国重新互派大使进行得比较迟缓。我国外交部亚洲司于11月，向部的核心小组提出了关于选派驻蒙古大使的建议。经上面层层审批，1971年6月18日，国内通知驻蒙古使馆，说经中央批准，拟派许文益同志为新任驻蒙古大使。6月21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由二司司长新提升为副部长的额尔敦比列格，面交了许大使的简历并征询蒙方意见。7月1日，蒙古外交部新任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约见吕代办，正式答复：蒙古政府完全同意许文益同志为中国驻蒙古特命全权大使。
8月12日，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约见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有关领导，通知说蒙古政府拟派文化部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为新任驻华大使，并递交了索大使的简历。8月30日，我国外交部通知蒙古驻华使馆表示同意。
至此，中蒙之间总算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重新互派大使，这是正常化的首要标志。虽然蒙古当局没有改变它的对华基本政策，但两国之间政治上“奇冷的冬天”基本上过去了。
许大使夫妇于1971年8月20日抵达乌兰巴托，很快递交了国书并开始外交拜会。之后，就着手准备关于解决未完工程问题的谈判，没想到却被一桩特殊事件给打断了。直到1972年夏天，才准备就绪，使馆专用电台也按中蒙互惠原则架设起来。我方组成了以许大使为团长、中国建委对外局局长武庆产为副团长，包括五名团员、十三名工作人员在内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同蒙方几经磋商，1972年10月21日，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谈判，到1973年3月23日，最后达成协议，随后进行移交。中建驻蒙古公司根据国家援蒙工程的条文而承建的二十二万平方米建筑项目，已建成十一点八万平方米，另有七个在建未完项目，共十点二万平方米。已建成和未完工程，总共只折价九百二十八万卢布交给蒙方。援蒙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的房产，无偿移交蒙方。华侨子弟小学，由侨协在五道巷及三站新觅场所开办。
1973年5月，坚持在蒙古工作和留守八个春秋没有回国的援蒙公司职工，以及七年没与家人团聚的友谊医院医护人员和培才学校的教师，总共八十多人，终于踏上归国的旅途。他们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为了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无怨无悔地牺牲了个人利益，有始有终地圆满地完成了援蒙工作。其中，特别是友谊医院的护士，1965年冬天来蒙时，一般都刚二十岁上下，而坚持到最后的六个人，都接近或超过了三十岁。有的有恋爱对象不能回国结婚，有的则恋爱对象也没有机会去找。她们的的确确是在大漠那边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她们的决心和毅力，实在是可敬可佩。
在北京，胜利返国的八十多位同志，受到了热烈欢迎，得到了各方面给予的荣誉。但是，他们离土背乡长达八年的岁月，又到哪里去补偿呢？
中蒙两国之间，虽然互派了大使，解决了援蒙未完工程的移交和按照援蒙劳动力（员工）协定来蒙的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的移交，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但是，因为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整个70年代两国关系仍有许多波折，总体上只不过维持着一个冷而不断的局面而已。
第七章 突如其来的紧急约见
9月14日上午，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我国新任驻蒙大使。额称：“13日凌晨2时左右（按：后来蒙方肯定为2时25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九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额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额表示：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掩埋；并又一次强调：“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期内做出这个解释。”
新大使莅任
1971年8月20日，新任驻蒙古的许文益大使和夫人，乘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乌兰巴托莅任。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明珠尔扎布、女副司长图门登贝尔勒等到车站迎接。中国大使馆的全体外交官和工作人员，除值班人员外，全体来到车站迎接。
许大使个子不高，体健挺拔，方方的面庞，有些黝黑，微笑着与欢迎的人们握手，微笑中带有几分严肃。大使夫人卓文，身材苗条，面肤白皙，谈吐和婉，与许大使形成对照。她来蒙古前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据了解，许大使是一位老八路，现年五十四岁，解放战争末期，任解放军一个部队的团副政委。全国解放后，调入外交系统工作。来蒙古前，在非洲赤道上的刚果共和国，任中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赤道上的阳光和热风把他的面庞熏黑。为了解决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五年的空缺，外交部于7月初将他紧急调回，在国内仅仅停留一个多月，就被派到蒙古。
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到任，标志着中蒙关系已经开始正常化，虽然两国之间依然较冷，并且尚有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
大使到任后的第一个外交活动是递交国书。鉴于过去几年中蒙关系的艰难曲折，估计至少要等待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得到安排。然而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天，蒙古外交部就于8月24日，安排许大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递交国书。新到任的大使，能够迅速地递交国书，这是驻在国的友好表示。
呼拉尔意译为“会议”，大人民呼拉尔即全国的人民会议，相当于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蒙古最高权力机构。它建立于1924年11月，即彻底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宣告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际，蒙古的第一部宪法由它通过。当时，首届大呼拉尔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小呼拉尔，作为大呼拉尔的常设机构。1949年2月，在第九次大呼拉尔会议上，将大呼拉尔定名为大人民呼拉尔，小呼拉尔改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团在大人民呼拉尔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主席团主席即为国家元首。
递交国书，这在国家关系上是一种重要仪式，中国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出席，蒙方参加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云登，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和礼宾司司长明珠尔扎布。我来蒙古已六年之久，经历了蒙古的一个又一个“冬天”，没想到能赶上国家关系转向正常化，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