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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初，外蒙古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在库伦先后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不久这两个革命小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蒙古人民起来闹革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920年夏，在中国由英美操纵的直系军阀，打败了执政的亲日本的安福系军阀，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失去了在蒙古进行阴谋扩张的安福系走狗。因此，日本决定利用被苏俄红军击溃后逃窜到中国东北的白匪军残余部队，在蒙古为自己攫取地盘。同年10月，日本的走狗、白匪头子温甘伦男爵，带着他的800名将士组成的骑兵师进入蒙古境内，利用蒙古人民对徐树铮军事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骗取了蒙古封建王公和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的支持。1921年2月3日，温甘伦的匪军击溃了中国驻军，占领了库伦。2月15日，温甘伦扶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上了“蒙古皇帝”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自治政府”，政府的成员由温甘伦指派。温甘伦的罪恶目的是利用这个傀儡政府，把外蒙古变成未来的反苏战争基地。因而，反苏备战和供养其军队的沉重苛捐杂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劳役，全部压在蒙古劳动人民头上。蒙古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温甘伦匪帮及其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反动本质，甚至一部分封建主也对温甘伦表示不满。蒙古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成熟了。
1921年3月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俄共的帮助下，在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解放民族，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大众，进而改造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奋斗纲领。3月13日，在苏俄境内的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市举行了蒙古边境苏木（亦称旗）劳动人民代表、义勇军代表和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临时政府于4月10日向苏维埃俄国政府请求军事援助，共同反对温甘伦白匪。
二
苏俄军队三个团于6月28日进入蒙古，协同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的义勇军，于7月6日攻占了温甘伦白匪军盘踞的库伦。此前，于3月上旬，苏俄少量部队曾进入蒙古边境与蒙古义勇军首先攻打了驻扎在买卖城的中国北洋军阀的部队（加上2月初由库伦溃逃至此的中国军队共万余人）。这些中国驻军在色楞格省北部，沿鄂尔浑河谷进行了抵抗，但因前有红军后有白匪，孤立无援而失败，最终溃散或被俘。7月10日，在库伦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的蒙古君主立宪政府正式成立并宣布独立。第二天即7月11日，后来被定为蒙古国庆日，而解放买卖城的日子——3月18日，后来则定为蒙古人民军的建军日。
对于蒙古的独立，当时的中国政府未予承认。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但由于中国国内爆发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忙于打仗，解决悬案的谈判不了了之。1924年5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一个月后蒙古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24年起，外蒙古政府宣布对外闭关，断绝了同中国的一切来往，加上千里大漠的阻隔，它境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除了苏联政府，鲜为外界所了解，西方称之为世界上一个神秘的国度。但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抱有深切的同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沟通与苏联的联系，在蒙古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其领土建立了国际交通线，输送往来人员和文件。当时有一些中共领导干部，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来往于中苏之间。不过这条交通线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要跨越沙漠戈壁和无水草原。
蒙古的国际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确立的。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美、英为了促使苏联早日出兵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一致同意苏联提出的在协定第一条写上“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美国答应为实现此项条款，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到外蒙古“观察”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494074人，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其余为弃权票。也就是说明99％的选民赞成独立。最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月5日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外蒙古独立。
1949年中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继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与新中国建交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在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希望在条约中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据说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对中方主持谈判的周恩来总理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中蒙两国建交以后，友好关系与日俱增。1960年5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访问蒙古，于31日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后，两国有关部门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独立以来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1962年12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扎格瓦拉尔来华访问，于26日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之后，中蒙之间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尽自己所能给予蒙古各方面的援助。可是，好景不长，1960年苏联公开反华，蒙古跟随其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蒙关系一天天变冷。
现在，我要去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怀着曲折复杂的历史情结，面对愈来愈冷的两国关系，真不知前途究竟如何。但说不算出国，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是外交关系上，承认现实从实际出发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既然我国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签订了有关条约，就应从理智到感情上不再纠缠逝去的历史。就像60年代初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百年前沙俄强占我国远东和中亚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同一个外蒙古那么大），苏联政府必须承认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划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条约。1919年，列宁曾宣布过应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考虑到苏联人民已经在这些领土上定居一个世纪之久，从实际出发不要求苏方归还这些领土。虽然外蒙古问题与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情况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原则在中蒙之间也是适用的。我既然奉派到驻蒙古使馆去，就必须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在国家关系上，忠实地贯彻我国的外交政策。
列车当夜驶过张家口，第二天上午驶过大同、集宁继续北去，乌兰察布盟南部大草原，在太阳照耀下泛着一层金光，令人赏心悦目。但随着列车疾驰，草原逐渐褪色，地上小石子越来越多。土木尔台车站的白底黑字的标牌一闪而过，从这里列车进入了戈壁地带。以前我没有到过北方边境地区，曾经把沙漠和戈壁混为一谈，因为书上一般都把这两个词连用，误认为两者不过是一回事。后来看了有关资料，才明白沙漠是大风一吹移来移去的那种细沙，基本上寸草不生；而戈壁地表是小石头和大砂砾组成，夏季可生长稀疏小草，大风可以把沙砾吹起，却无法使之成堆。戈壁滩上的低洼存水处，还可以放牧，野骆驼就是生活和游荡在戈壁滩上。
不久，列车经过了赛汉塔拉车站，由于往北一直上坡，车速比较慢。这个车站只有一片平房，房前有几棵树。“塔拉”在蒙语里是地表起伏微缓的盆地。顾名思义，这里想来是戈壁滩中的一片绿洲，可惜冬天看不出它的特点。赛汉塔拉的著名之处，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是横亘在我国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大漠南部边缘，古代穿越大漠的旅客必须驻足的驿站。
这片大漠，南北纵深约五百华里，东西横宽近千华里。自古以来，河北、山西北部的商人，到大漠以北的库伦一带去做生意，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穿越大漠。这是一段艰险的旅程。年年春节过后，他们分别从张家口和大同出发，带上足够的货物，组成骡马和骆驼混合的商旅，到土木尔台或赛汉塔拉住下，备足粮、水、草料，探听大漠有无风暴气象，然后就途北上。穿越荒无人烟的大漠，一般要十天至半个月，如果遇上风暴，就得趴在骆驼腹下，恐怖地等待。一旦沙漠风暴连续施虐，有的商旅断水断粮，就可能被大漠吞噬。艰险的一段旅程走完，商旅们到了大漠戈壁北缘的驿站倬依伦（现名乔依尔），还要在大草原上跋涉十天左右，才能到达库伦。之后，必须在百多天之内将货物出手，8月中秋前后就得南返，再次穿越大漠。到了清朝末叶和民国初年，有些商人在漠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就在库伦开设商号，让新雇的伙计留下过冬，甚至两至三年才让回关内探亲。于是在外蒙古特别是在库伦，就留驻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人。1924年，蒙古政府宣布闭关，这些汉族人再也回不了家乡，就变成华侨，绝大部分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但是，由于民族隔阂和蒙古政府排华的政策，他们无法融入蒙古社会，生活虽可维持，但政治地位低下。二十余年的闭关，他们与内地音讯隔绝，对祖国的变化很少了解。我离开北京前，侨委的同志向我讲了一则故事：新中国成立，中蒙建交，我国驻蒙使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