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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使要小刘马上打电话，约见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这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值班员说副外长有外事活动不在家，小刘要值班员务必设法请示额，就说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不久，值班员来电话讲，8时30分可以见面。
晚8时半，许大使准时见到了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按国内指示向蒙方表示了遗憾，提出亲自带随员——二秘孙一先、译员沈庆沂和王中远，前去现场视察，希望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的态度格外温和，对许大使所谈表示理解，但对蒙方专机下午2时未能按时起飞去现场，多少有些抱怨。
额说：“早上我同您谈话时，我问您是否是正式提出的要求，您说是。因此，我按您的要求转达有关部门，要他们帮助你们采取措施。但是你们说需要做准备工作，又说要等候政府指示，所以要求明天去。今天早上我也说过，失事飞机乘员的尸体，由于天气转暖，容易腐烂。从失事到现在已有五十个小时了，等明天飞机飞到以后，大约要到六十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您方不会就此提出更多问题的。”
接着，额又说：“对您提出的问题，我想澄清一下。您所讲中国飞机可能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可以认为这是正式答复吗？”
“可以。”大使回答。
“是最后答复吗？”额又问。
许大使想起来蒙古后，使馆的同志向他汇报过，额尔敦比列格这个人很刁，比较难对付，因而警觉地答复说：
“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我的第一次报告以后给我的指示，即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这是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理解这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不顾许大使说的“不是最后的答复”而追问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大使同志能否解释一下，那架飞机是从哪里飞向哪里，朝哪个方向飞，后来迷失方向飞入我国领土的？”
许大使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无法答复，立即反问：“我想知道蒙方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材料提供给使馆，帮助我们了解飞机失事情况？”
“除了我早上说的以外，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我想以后会有进一步通知您的东西。”额把大使的问题挡了回去，并留下一点伏笔，接着转了话题：
“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能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现在您作为大使，更有全权去那里解决乘员尸体掩埋问题了吧！您们对于九名乘员的尸体掩埋有何意见？”
大使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表示：“这个问题我想在答复你们明天飞机何时起飞一起答复吧。据我所知，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蒙古是没有火葬习惯的。在那里火化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今天24时以前答复您。”
许大使回到使馆，马上把约见情况电报国内，并请示由于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如果尸体不能火化，是否可以就地埋葬，将来适当时候把骨骸送回国内。
在使馆里，我和小沈、小王紧张地进行着视察现场的准备，一直工作到深夜。等到夜半，未见蒙方答复视察现场的动身时间和尸体能否火化问题，小刘打电话去询问，竟无人接电话，不知蒙方有何变故。
临睡前，我在院子里散步，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夜是宁静和冷清的。蒙古属高纬度地区，地势海拔又比较高，夜空像黑丝绒一般，布满了亮晶晶的星斗，虽然还是初秋，但院子里的草已基本枯黄，最低气温降到了5℃左右，比之北京一带的气候，差别可达一个半月。繁星夜空下秋虫此起彼伏的奏鸣，在这里已经听不到了，只是偶尔有几处蟋蟀的悲声。我紧裹大衣在环绕主楼的甬道上快步走着，脑海里仍然思绪翻滚。为什么我国飞机飞到蒙古来了？究竟是什么样的飞机？是不是“子爵型”民航机？它迷航的偏差为何这般大？死掉的九个人都是些什么人？难道只是一些机组人员而没有乘客？明天见到这些死难同胞该做点什么？蒙方说它是军用飞机，那会不会是迷失航向飞入蒙古领空后被苏蒙防空部队击落的？……我抱着这么一团捉摸不定的疑问，回到宿舍睡了不到五个小时。
第二天，9月15日，天傍亮的时候，使馆收到国内关于死难者尸体处理的指示电，内称：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今后将骨骸送回国内。这封电报没有提及这架飞机的任何情况。
时钟刚敲响8点，小刘就打电话询问蒙古外交部，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去现场？蒙古外交部起初说不知道，后来又说温都尔汗地区气象不好，不能接受飞机降落。小刘每隔半小时催问一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这套话。其实蒙古的秋天非常晴朗，万里无云，蒙古朋友常常以此自豪地比拟他们的民族性格。“当地不能接受飞机降落”，显然是借口，昨天还催我们动身，今天却一再推托，蒙古外交部在搞什么名堂？
二十二
第八章 奔赴飞机坠毁现场
在中国使馆人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机内（蒙方发现取走）的航图标出了航线，从河北省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也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飞往温都尔汗
1971年9月15日，中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讲，温都尔汗地区气象转好，专机两点半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我、研究室的沈庆沂，还有新来文化处的蒙文译员王中远，带着应用物品，并提着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急忙动身去乌兰巴托西南郊民航机场。这个机场离乌市中心十七公里，是50年代中期扩建的，跑道长约二千五百米，可以起降伊尔18和安12等大型螺旋桨飞机，但不能起降大型喷气式飞机。自从该机场扩建后，中蒙之间按照已签订的民航协定，每个星期有一个班次的伊尔18或伊尔14飞机，来往于北京—乌兰巴托之间。1964年两国关系变坏，旅客大大减少，这个航班陷于停顿。
1966年初夏，由石油部唐克副部长率领的、铁人王进喜等劳模参加的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乘坐伊尔18专机路经莫斯科回国时，在这个民航机场降落加油，并停留了一个晚上。唐克副部长是张灿明大使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大使请他在礼堂给使馆全体人员做了一次报告，讲我国石油开发情况，以及王进喜等劳模的英雄事迹。当他激动地讲：中国已把贫油的帽子，永远地甩到太平洋去了！大家深受鼓舞，长时间热烈鼓掌。使馆人员对王铁人敬佩之至，几乎每个人都拉他一同照像留念，他来者不拒，待人十分平和可亲。
为了保障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乌兰巴托机场的安全，使馆的外交官两人一组，轮流前去同机上乘务组人员一起看守飞机。我在看守飞机时，曾向多次飞过北京—莫斯科这条航线的老飞行员询问这条航线的情况。他讲，这条航线基本上是沿着中蒙苏三国的铁路飞的，即使夜间也不会迷航，不过在沙漠戈壁上空，因气流变化无常，有时颠簸厉害。他还说，乌兰巴托这个机场，由于南、西两面有山，跑道也比较短，像伊尔18这类大型飞机，必须刮北风时顶风才能起飞。第二天下午，专机起飞，使馆有几个同志乘机回国休假。我很羡慕他们，心想什么时候也能乘飞机回国？
没想到，乘飞机的愿望五年后付诸实现，但不是回国，而是在蒙古境内。
9月15日下午两点一刻，许大使和我们三人，一到乌兰巴托机场，就看到在候机楼前停着一架较旧的伊尔14飞机，螺旋桨已在缓缓转动，舷梯下站着几个人，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还有一个不相识的高个军人。我们走近机前相互问好后，古尔斯德用流利的中国话介绍说，这位军官是边防内务军的处长桑加上校，他是这次视察现场的蒙方首席官员。高陶布接着向许大使解释，蒙方参加视察活动的除了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的官员外，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古通讯社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人员。他边说边引导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登上飞机，在前面几排座位就坐。我往后舱一瞅，嗬，无怪乎蒙方一再推延答复动身时间，原来他们组织了这么一个庞杂的班子，看来蒙方对这次视察活动是相当重视的。坐定不久，飞机就滑向跑道，随即平稳腾空。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2时45分。
机场跑道是东南—西北走向，时值9月中旬，乌兰巴托多西北风，因此飞机朝向西北起飞，升空后很快将航向转向正东，目的地是邻接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航程约三百公里。
在飞机前部座位上，只有我们四个人和蒙古外交部的几个人，双方都不讲话，气氛显得冷清沉闷。许大使眼望前方，目光凝滞，似已陷于沉思。小沈、小王在打瞌睡，弥补昨夜的缺觉。我虽然也困，但却想从上空看看乌兰巴托及其附近地区。从舷窗向外看去，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乌兰巴托市以南的山区，海拔二千二百五十七米的博格多汗山，高踞在土拉河边，它的周围是一道道东西走向的起伏山峦，来自中蒙边境的铁路，从它脚下的山谷中蜿蜒伸向乌市中心车站，然后又穿过市区往北通向蒙苏边境。从地形上看，这片山区是乌兰巴托非常好的天然屏障。山上密密层层的松林，因天气转冷而开始发黑。树都长在山的北坡，南坡只有已经开始枯黄的绵延不绝的草丛。这是由于高耸的博格多汗山，挡住了来自北冰洋经过西伯利亚吹来的湿润空气，夏季降雨和冬季积雪都比较多，因而山北坡宜于树木生长。这同我三年前到蒙古中北部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