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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快向左边看！”列车员急促地喊我。这时列车已绕过博格多汗山麓，正在驶出谷地。我马上从车窗望出去，只见在土拉河边平坦的冰雪地上，一大群灰棕色的马鹿足有近百只，或站或卧，悠闲自得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它们身高体肥，其壮如牛，对轰隆隆驶过的列车毫不在意。这真正是一个奇观，我来蒙古多年只听说乌市附近森林里有上千只马鹿，但是从未见过。列车员讲：“这些马鹿是从博格多汗山松林里下来的，它们在河边玩到太阳偏西就回到山上，我们列车一年也碰不到几回，因为必须是冬天多雪、风和日丽的日子，它们才下山来。”
列车呼啸着抵达乌兰巴托中心车站。我回到了驻蒙古使馆。这时使馆里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不久，人们心受震惊的余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加以在国外的纪律约束，“已经知道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问”，没有人向我打听在国内干了些什么。不过，有时大家闲聊，开玩笑地假设：如果林彪活着到了乌兰巴托，找中国驻蒙古使馆的人谈话，逼着表态，而蒙方把使馆同国内的联系卡断，使你根本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那可真是一场灾难。但我认为更大的灾难也许是他跑到苏联去搬兵；苏联领导人把中国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就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下令压在中国边界上的百万苏军大举入侵，护送林彪回到北京，当苏联的“儿皇帝”，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是不少见的。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实实做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部署。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
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
1971年10月16日晚，毛主席听取关于接待基辛格访华的方案，曾对在座的熊向晖谈起“九一三”，幽默地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后来，我归国后给一份杂志写了一篇《林彪坠机现场目击记》，篇首引用了杜牧这首诗。有的读者给我来信，认为这首诗只有前两句可以同林彪叛逃结果相类比。但我觉得，全诗更能比较贴切地显现“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以及当时国家面临的严重局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
在使馆，我向许大使和使馆党委介绍了回国汇报的情况之后，翻阅了回国期间使馆对外交涉的文件，对索要遗体的经过知道了一个梗概。
9月22日，也就是我向总理汇报的第二天，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紧急约见许大使，声称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失事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书面正式解释。策口气比较强硬，根本不提在温都尔汗未完的谈判，而且重新使用了“侵入”的字眼。
9月23日凌晨，使馆收到国内指示电报（即总理在听了我的汇报以后签发的那份电报），许大使于下午4时紧急约见策伦朝达勒（蒙古副外长不在乌市），按指示电内容向蒙方做了表态。策伦朝达勒听了以后，也许是“自行坠毁”四个字打动了他，口吻明显比前一天变软。他表示：“注意地听了大使的谈话，并且清楚明白了，我将向外交部的领导和政府报告。”并说他个人有个问题，死难者可以说是安葬了，如何运回呢？最后，他还是希望中方对飞机如何进入蒙古领空等问题做出答复。
9月25日，许大使再次约见策伦朝达勒，催问蒙方对我国要求运回尸体、交还死者遗物的答复。策的态度又僵硬起来，称尚未得到政府指示，反问许大使，时间已经过了两天，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做出书面正式解释？蒙方对此感到遗憾。策还无理地要求说：“你们政府提出运回尸体或就地火化，是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就此，希望你们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以及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提供给我方。”
许大使针对策的态度指出：“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总是希望自己的亲属在死了以后，能够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中国政府正是考虑死者亲属这种情绪，才做出这个决定。希望蒙方照顾中国人的习惯以及死难人员家属的要求，给以友好协助。”许大使并表示，对策提出的新要求，可以负责地报告中国政府。
四十
策伦朝达勒对许大使答应报告北京表示感谢，但又说：“如果这个问题拖延了，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合适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复我们今天所提要求的话，你们23日所提希望，恐怕不会得到答复。”他似乎感到这种威胁式口吻太露骨，又解释说：“蒙古政府必须研究了中国政府就此事所做的答复后，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给以答复。”
看来蒙方已经设下了“拦路虎”，不打算交还死者尸体和遗物了。处理国际空难事故，哪有要求对方提供死者职务和照片的呢？误入就是误入，哪有非逼对方写一个为什么误入的书面材料呢？他们明白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些无理的苛刻条件。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理要求呢？
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蒙古当局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阻挠中国索回尸体。我感到，索要尸体我们似乎失去了时机，假若在9月15日第一次视察现场之后，从温都尔汗打电话通过使馆向国内报告，周总理得知死者尸体均较完整，也许会决定立即派专机去温都尔汗运回，当时蒙方对死者身份处于懵懂状态，不大可能阻难。而在9月23日以后提出索要尸体，苏联和蒙古当局对主要死者的身份已有所察觉了。由此我进一步体会到驻外机构装备现代化通讯手段的重要性，不仅使馆应该有固定电台（按：此次坠机事件之后，同蒙方达成双方使馆互设电台的协议，开始筹划设台事宜），而且应当有游动的通讯设备，供离开使馆处理紧急事件时使用。
我方索要遗体没有成功。在我国庆节之前，蒙方做出了一些友好和改善关系的姿态，为许大使安排了四次拜会活动，蒙古和平友好委员会和蒙中友协，为我国庆举办了电影酒会，而这类活动已停办了好几年。此外，蒙中友协还恢复惯例，向中蒙友协专致贺电。
9月29日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次日这条消息在蒙古《真理报》第四版不太显著的位置刊出。消息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111°15′，北纬47°42′，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的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去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消息发布前，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曾于9月29日下午3时30分，约见许大使打了招呼，表示：关于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的问题，人民群众中间已产生了正确和不正确的各种传说。因此有关这架飞机的真实情况，需要简单地告诉人民群众知道，我们将公布这件事情的简况。策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是发个一般的报纸消息。”最后他又讲：“在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中国飞机越境进入我国领空，我们感到很遗憾。”
蒙方发布消息以后，其外交部刚提升为第一副部长的云登，在9月30日傍晚参加我使馆的国庆招待会时，主动问许大使是否读了报纸上刊登的关于那架飞机的消息。许大使表示：已经读过，有些内容双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对蒙方单方面发布消息感到遗憾。云登听后未做什么反应，只说西方电台的报道经常造谣歪曲，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发消息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件事，澄清一下各种不正确的传说。在蒙方出席招待会的客人中，有位国防部的外事处长，此人对我国一贯比较友好，他私下里“咬着耳朵”问王中远：“林彪还活着吗？”小王根据国内指示的口径回答说：“一切如旧。”这段插曲说明，蒙方从国际上各方面的传闻和揣测中，似已在猜想失事飞机的死者里面有林彪。
蒙方不肯交还尸体，但也没有大做什么文章。中蒙之间关于索要尸体这段公案不了了之。在我国国庆节以后，双方谁也没有再提及失事飞机之事，交还遗物更没有提上议程。蒙方继续安排许大使的到任拜会，并从11月底开始同我方进行关于结束陷于停顿的中国援蒙工程的谈判。中蒙关系没有因坠机事件受到影响，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
外电传闻与专家分析
9月下旬以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