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黑下来，车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熄灯就寝，伴随着列车规律而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慢慢地进入梦乡。睡得正酣，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列车员稍微拉开房门递进话来：“再有40分钟就到乌兰巴托啦！”我急忙起床，拉开厚厚的窗帘，看到天色已透亮，赶紧去洗漱。
从两边车窗看出去，景色有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进入蒙境一路上看不到一棵树，而这里一边是覆盖着密密层层暗绿色松林的高山，一边是草丛上片片残雪略有起伏的山谷盆地，列车正在两地之间的高山根部盘旋。由于南边地势高，而乌兰巴托地势低，列车只有在盘旋中逐渐降低高度，才能驶出山谷，因而有时车头车尾竟然打了照面，甚至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附近，当然高度已经下降。我想，这大约就是列车长曾谈过的为了凑足七百公里而修筑的“盘陀”路吧。在铁路专业人员看来，修路劈山取直是天经地义，最令他们反感的是无故绕行。不过，在这种地形上，少花点工程费，让列车多绕几圈，也算情有可原吧。
列车在山谷里绕了足有20分钟，才缓缓驶出谷口。一出谷口，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宽平平的冰冻河流横躺着，看来这就是土拉河。对岸沿河布局的乌兰巴托呈现在面前。这座东西长南北窄呈扁担形的城市，中段有不少高层楼房，两端则基本上是平房，背后山坡上还有大片蒙古包群。
列车越过铁路桥，鸣笛驶进乌兰巴托车站。列车员帮我把行李提到站台，列车长过来道别，问使馆接站的人见到没有。我非常感谢他和列车员一路上的照顾，希望今后能再乘坐他们的车。他说那今后肯定有很多机会，不过你将来可能更喜欢乘小联运了。正说话间，两位穿皮大衣的人快步走来，问我是不是北京来的孙一先同志。他们自我介绍，我当时只记住瘦一点的是老姜，胖一点的是小毛。他们同列车长打了招呼，并跟我一起同列车长道再见，祝他莫斯科之旅一路顺风，然后提上行李走出车站。这时，太阳还没有出山，而天色已经大亮。
路上行人不多，车辆更少，我们的车开得挺快，十来分钟就抵达使馆。在车上我左顾右盼，想尽量多留下一些第一次的印象。老姜不断指点一些建筑，给我介绍是蒙古的什么部门，不过，给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只有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和它前面的广场，以及广场中间高耸的骑马的苏赫巴特尔塑像。但是应该说，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还是有的。车开进使馆大门，绕过主楼开到后院的宿舍楼，小毛说下车吧，到家啦！家？这个字眼我顿时感到有点生疏。他们俩帮我把行李搬上二层事先准备好的两间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房间，没有坐下，小毛就建议先去吃饭，因为食堂已开过饭，不能久等我们。饭后，他们带我走进使馆的主楼。
说也凑巧，正好张灿明大使在前厅向一位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看来十分精明的同志交待事情。张大使看到我们进来，没等老姜介绍，就连说：“欢迎，欢迎！”并同我握手。张大使个子高高的，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面容酷似解放军著名儒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我在国内就听说他们是亲兄弟。张大使向我介绍了那位个子不高的同志：“这是办公室主任刘吉德同志。”然后挽着我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说：“到我办公室谈谈去。”上到二楼东头他的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我首先向他问好，并转达国内有关部门对他的问候。他再一次表示欢迎我来馆工作，询问我旅途中感受如何。第一次见面交谈，虽然有点外交程式，但洋溢着同志式的热情。
“你的外交职衔是二等秘书？”张大使问。
“是的，这是国内定的。”我回答。
“那你就在文化处负责吧。使馆下设这么几个部门：办公室、研究室、商参处、经参处、领事部，还有文化处，干部加职工总共五十多人。”张大使一口四川话，乡音未改。“你爱人为什么不一起来？”
“她在河北省搞‘四清’，明年春天才结束，人事部门说明年上半年派她来使馆。”
“国内情况怎么样？”
“经过这两年的调整和恢复，市场供应好多了，粮、油、蛋都能吃上，凭票供应，量还是不多，牛奶只给小孩和病人。马上到年底了，人们展望1966年，对生活进一步改善，挺有信心的。”
“听说最近有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
“是的，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指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说他写这篇东西有阴谋，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接着我又补充一句：“我来时随身带了一张报纸，大使有兴趣，我送来您看看。”
“好的。”他转了话锋，“中蒙关系变冷了，我国对蒙古的劳动力援助已被迫结束，经济援助也在扯皮，贸易开始下降。苏联军队一个建筑旅已开进蒙古，中东南部省份出现了好多处苏军勘探队，说是为了找水、打井，但每个队都配了野外通讯电台车。”
五
“苏联军队建筑旅进蒙，还有那些可疑的勘探小分队，在北京有关部门向我介绍了，他们要求我进一步注意查证。”
“是啊，你不光搞文化，可能也得来点武化喽。”说着，他和我都笑起来。
不敢过多占用他的时间，我就告辞，下楼前去另一房间看望了大使夫人杨波，她和大使同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然后，我来到文化处的办公室。
文化处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人，除了老姜（振忠）、小毛（家义），还有一位女同志乌嫩，她是我国的蒙古族，普通话说得慢但很清晰。她同小毛一样，都是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大学的留学生，但比小毛要高几班。她同丈夫张德麟是同期留学的高才生，是该大学教授、蒙古文化泰斗仁亲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夫妇二人都留在使馆工作，老张现在是研究室的骨干。四个人像是一见如故，很快就热烈地聊起来。老姜话不多，作风朴实稳健。他原来在别的使馆当过文化随员，到驻蒙使馆提为三秘。小毛说话带有南京腔，是那种厚道淳朴一看就信得过的年轻人，他的爱人在援蒙友谊医院当护士。小乌胖胖的面庞，特别像我离京前去看望过的她的妈妈。
他们谈了不少蒙古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听起来很新鲜。小乌说，要了解蒙古的历史，应该看看《蒙古秘史》这本书。我很惭愧，这本书我翻了翻，很难读，不好懂，就扔到一边。
谈了一会儿，小乌有事出去了，老姜概括地向我介绍了中蒙关系。他说，回溯50年代，那真是黄金时期，称兄道弟，我国是有求必应。中蒙苏国际铁路联运开通后，每年按里程（大头在中国一边）分别给蒙古提供上千万卢布的过境费，最多的年份，我国付给蒙方一千八百多万卢布。根据中蒙两国政府的协议，我国承担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项目，派了几千名工人来建工厂、盖楼房、修公路；还应蒙古政府请求，派了一万多劳动力（连同家属近三万人），分配到各省搞建设，甚至种菜、养猪、养鸡。蒙古领土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一百三十多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所以，劳动力援助也同经援一样，对蒙古的建设来讲十分重要。但是，到1960年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苏联公开反华以后，中蒙关系开始变化。蒙古囿于自己的处境，它当时还限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只跟着苏共的调子写点文章，领导人在有关会议上讲那么几句，国家关系没大影响。到1963年，蒙古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亲自出马，撰文和发表讲话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国家。这年12月，蒙古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反华决议，使其反华宣传达到了空前高度。1964年更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一年的4月，片面撕毁了劳动力援助协定，把全部员工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限期离境。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员工于深水被残酷杀害，员工窦海玉受诬陷坐牢。
小毛接着介绍这个事件的始末。他原来是使馆工人事务处的译员，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老刘是当时工人事务处的负责人，劳援协定被蒙方撕毁后，工人事务处撤销。小毛说，1955年4月，中蒙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派遣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1960年又续签了这一协定。派蒙员工总人数年均7000人（不包括家属，下同），最高年份曾达到12000人。于、窦事件的缘起，是蒙古在中国的留学生杀了人被判刑的。1963年，蒙方向上海派了三名学语言的留学生，两男一女，女的起初跟一个叫那松扎布的留学生谈恋爱，后来变了卦跟另一个留学生好起来，被甩的那松扎布怀恨在心，酒后同女的大吵特吵，并猛地抽出匕首把女的捅死了。中国法院查明事实，那松扎布承认杀人犯罪，1964年2月3日，法院依法判了他15年徒刑。此后不久，蒙古有关方面为了报复，借口中国员工同蒙方人员吵嘴打架，于1964年3月6日，拘留了为首的两名中国员工，一名叫于深水，一名叫窦海玉。5月8日，蒙古法院判于、窦二人各4年徒刑。但蒙方不以此为满足，6月11日这一天，拘留所里的“犯人”出来放风，窦海玉离开房间较晚，听到外面喊中国人打架了，他以为又是蒙古人欺侮中国员工，就操起一个木棒跑出来，到外院一看，于深水躺在那里，后脑被打裂，正汩汩流血。接着，蒙古警察就把窦海玉铐起来，“认定”窦海玉杀了于深水，作为物证的木棒，原来干干净净，后来也有了血迹。使馆派人前去调查，据其他员工反映，窦海玉与于深水是好朋友，两人在同别人的纠纷中常常是互相帮助的，他不可能杀死于深水。中国大使馆对此提出质疑，要求验尸并面询窦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