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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纳姆的采访报道问世不久，新华社《参考消息》1994年5月21日，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的《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据称他们于1994年5月派记者采访了托米林。托米林的真实身份是退役少将军医，当年已是著名的犯罪侦察学家、经验丰富的法医和高级专家，刚被任命为国防部法医学实验所所长。与他同去蒙古进行调查的，有克格勃的侦察员扎格沃兹丁及其助手病理学家沃尔斯基。
托米林回忆说：
“9月的一个早晨，克格勃的一位领导打电话问我能否立刻出一趟国，我说当然可以。”“几天之后，我们乘飞机抵达乌兰巴托……在蒙古士兵的保护下驱车找到了飞机坠毁现场，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士兵们对天鸣枪驱走了狼群，我和沃尔斯基则开始掘尸检验。尸体共有九具，全部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齿桥和金牙套，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
托米林回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了林彪的照片，他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便收集大量的林彪的照片，在一张脱帽照片中，发现了林彪的右太阳穴稍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从蒙古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当他找来林彪过去在苏联治病时的病历，一张X光片上清楚显示了其肺部结核钙化的硬结。于是他决定再次飞往蒙古，陪同他的是人体形态学研究所所长佩尔米亚科夫。
“当时已是11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5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夫斯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彼德·汉纳姆的报道和俄军《红星报》的采访，从蒙古方面也得到了印证，并有进一步补充。199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刊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对“九一三”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的采访报道。云登肯定地说：
9月14日，蒙方本来要派专机运送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去温都尔汗视察现场，突然接到苏方通知，苏军直升机已从赤塔飞到中国飞机坠毁现场进行调查，并拆走飞机上的一座引擎，因而运送中国人员的专机不得不推迟至15日下午起飞。云登还证实，死难者尸体掩埋四五周（按：此时间与汉纳姆所讲一致）后，苏联掌握了情报，认为“似乎是林彪乘坐的飞机”。10月中旬，苏联国防部法医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两名将军到现场，从墓中挖出了据信是林彪及其夫人的遗体，割下头颅带走了。11月，这两位将军再次来到现场，详细检查了被割掉头部的男性遗体，并带走了上半身。当时有蒙古的两名法医在场，但在事后蒙古政府被抛在一边，尸骨也没有归回原葬墓地。云登透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发现了大量军用物品，包括：中国空军密码，含师级名称在内的飞行指示书，写有部队名称的燃料购买证，出入部队的身份证明书，军用手枪（中国造六支、苏联造一支）及一支自动步枪，军装和军队相关书籍，等等。蒙方认为中国军用飞机侵犯领空，进行间谍飞行或破坏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机上遗物情况没有告诉中国方面。中国方面虽要求归还机上遗物，但当蒙方要求提交全体机上人员名单时，中方撤回了自己的主张。
五十五
后来，云登又接受了日本《星期日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上述说法做了若干补充，其中较重要的是：“我方人员在机内发现有军用航空地图，地图上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线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目的地是当时与中国为不共戴天之敌的苏联”；“此外，机上装备有苏联制造的高度仪”，“当时在操纵室里有两个高度仪，一个是该机从巴基斯坦购入时便已安装好的普通高度仪，另外一个是专门用于低空飞行的特别高度仪，属于当时苏联最尖端的仪器，并未供应给任何国家，即便是同盟国的蒙古。”
决疑的答案在哪儿？
事情到此本该了结。但是，国内近一两年却兴起一阵关于林彪出逃、坠机原因和飞机残骸的报道热。究其由来，可能是“九一三”事件虽经历史判定，但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众多作者尤其是那些当年曾身历其境的人们，从各自角度来描述亲历的过程，寻找最后的答案。在我所看到的与此有关的回忆录和分析著作当中，比较有分量的有：1997年4月，《传记文学》杂志登载的广辛写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1998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宁：自己写自己》；1999年2月，《中华儿女》杂志刊登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1999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而其中张宁的书最具挑战性。
张宁，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步入社会以后，正在憧憬着美好的人生，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年代，陷入“红颜薄命”不能自拔的宿命怪圈之中，差一点登上林彪出逃的飞机，成为林家在蒙古苏布拉嘎盆地坟墓里的殉葬品。后来又几经坎坷，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代给她造成的悲剧，使人们不禁同情而喟叹。凡是知道她的人，无不祝愿她下半生能真正享受安定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在移居美国后写的这本书，却又使她显得有点光怪陆离。
张宁的书，名为《自己写自己》，实际上并不限于写自己。这是她1997年6月，在香港出版的《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删节本。张宁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以她所见所闻提出了与历来说法不同的观点：林彪出逃是由叶群、林立果劫持所致，并非林彪自愿叛党叛国，影射周恩来和另外一个什么人（见该书246页），在促使林彪出逃中起了某种作用。甚至在香港版的《尘劫》中，专列章节说明林彪9月8日的政变手令“永胜：盼照立果、宇驰指示办。林彪。”（按：原文如此。实际上物证手令无抬头，内容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是有人模仿林彪的笔迹伪造的。说《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是林立果的所谓秘书程洪珍借职务之便，把林立果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人开玩笑，起绰号，开会的时间、地点、内容，以及林立果对时政的批评，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抨击，都背着林立果偷偷追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林彪死后，逮捕程洪珍，从他的宿舍里搜出这本笔记。至于“小舰队”一词，则是林立果一次看电影兴致所致，信口说出，并没有具体的组织程序。诸如“三国四方会议”、“江田岛精神”，都是戏说玩玩，并不存在什么秘不可宣的重大意义。此外，张宁在书中写“九一三”事件之前，还专有一节“引子：庐山会议”，对自己没有经历的事情发表了很多评论；在叙说“中央专案”之后，专写一节“林彪在‘文革’中”，为林彪在“文革”过程中所作所为辩护。
我反复读了张宁的书，并把它与其他著作的有关内容加以对照，综合比较，希冀画出一个粗线条的但却力求明确的概念，供人们做出自己的判断。需要说明的是，有的问题作者之间是针锋相对的，有的则是各自表述无意中碰撞，并非彼此质对。为了使本书读者能够较为透彻地了解问题所在，我不厌其详地引用了这些作者笔下的原文。
（一）关于林彪出逃“被劫持”说
张宁写道：
9月13日凌晨，叶群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啦！快穿衣服走吧！”
李处长从门外探进头观看动静，叶群向他命令：“快去找大杨！通知他备车！”李处长转身跑出去。
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直通林彪卧室的地下车库，杨振刚发动了防弹红旗车，李处长坐进了车位。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扶架住毫无声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后座，刘沛丰提着公文包也挤了进去……
车子继续向莲花峰出口疾驶。下面一段是李处长在专案组里所说的情况：
李处长突然命令大杨：“停车！”
大杨刚刹住车，李处长迅速开门跃出，返身问车内人：“你们想到哪里去？”
车内一时无人答腔。
瞬间后，听到林彪说：“到伊尔库次克！”
李处长说：“当叛徒我不去！”
林立果向李处长开了一枪。
李处长负伤，拔枪还击一枪，然后倒地，车子门从里面关上急速开去。
李处长枪伤在胳膊上，由张青霖（按：林立衡的未婚夫）和8341的医生共同进行急救包扎。张青霖是外科手术室医生，检查伤口时发现枪伤是自伤。
张宁这样写，当然惹起从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李文普的愤慨。他在1998年12月，接受了《中华儿女》杂志的专访，专访的题目是《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发表在《中华儿女》1999年2月号上），澄清了事实真相。他说：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