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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便迎来了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
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于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武汉召开。6月18日下午1时在武汉血花世界开预备会，到会代表400多人，还有俄国、爪哇、朝鲜等各国代表数十人。
预备会通过大会主席团由李立三、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25人组成；通过组成政治、经济、组织、教育宣传、决议审查5个委员会，李立三为政治委员会主任。
6月19日下午3时，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开幕典礼，首由李立三致开幕词。
6月20日，李立三在大会上又作了政治报告。
6月23日上午，与会代表参加武汉人民举行“6·11”、“6·23”北伐阵亡烈士及各地同胞追悼大会，下午在总理纪念堂继续开会，值日主席为李立三，由刘少奇作会务报告。
湖北全省总工会、农民协会，23日晚在汉口普海春欢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共约五百人。开会前，由李立三、刘少奇、何葆珍、向忠发……俄国代表、及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山东各地代表先后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及各地含有革命性之歌谣，均足以联络彼此亲情，激发革命情绪，鼓掌之声，响彻云霄。
6月28日，上午9时，在血花世界举行闭幕会。李立三宣读了“政治报告及各国职工运动与中国工人运动统一决议案”，并相继通过了多个决议案。下午3时，由李立三代表主席团致闭幕词，会议圆满结束。
……
就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李立三与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邂逅相逢于武汉。
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弗兰德镇。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先后6次访问中国。
图31：1963年夏天，李立三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再度相逢在北戴河
1927年她第二次来中国时，正值蒋介石撕下伪装，挥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她在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这血腥的一幕，悲痛不已，十分愤慨，便溯江而上，到武汉访问那里的国民政府。当时，正值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斯特朗对李立三进行了采访。她把这次在中国的采访连同她1925年第一次来华访问的情况，写成了第一部关于 中国革命的书：《千千万万中国人》，记录了1925年省港大罢工和1927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
斯特朗在书中写道：工人代表唐树义向她介绍，“到湖南来给我们组织工会的是李立三。他先开办了一所矿工业余学校，这所学校开了一夏天，一些用功的工人学会了识字。李立三将这些人秘密发展成工会组织者。他们将整个矿区分成44个部分，一人负责一部分。这些组织者又另选一些工会活动分子帮忙，一人负责100人。这些人又各选十个帮手，每个帮手负责十个矿工。就这样一万三千名矿工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我们不把这个组织称作工会，而叫矿工俱乐部。尽管如此，矿主还是要摧毁我们的组织。”
斯特朗在书中写道：6月20日上午，李立三的政治报告一结束，她立即找到李立三，要求了解他的身世。李立三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采访。“李立三与别人都不同。作为湖南农村一个教书先生的儿子，他读了7年书。大战期间，他到了法国，在铁工厂里做工……李立三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观点，超越了中国的国界。他对我说：‘只有当中国有了强大的工会时，工会才可能在爪哇、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蓬勃发展’。”
就在这次采访时，李立三还向斯特朗讲述了他于1925年秋天从上海逃到武汉，反动派的刺客暗中保护他的一个生动而可笑的故事。
斯特朗还生动描述了采访结束时，她打开相机给李立三拍照的详细情景：“他催我离开那个到处是工人卫队和标语布告的大院，带我来到一个业已凋残不堪的中国式小花园。他以树木和一条小溪为背景，摆了个照相的姿势。他想在我的记录中留下一个恬静优美的环境所环绕的形象，而不是置身于胜利喧嚷之中的形象。”
后来斯特朗跟别人说：“李立三虽然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但他很有知识分子味道。”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
历史证明，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倡导者，
而且还是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南昌起义后，他两次被党中央派到香港，主持广州
起义失败后的广东省委工作……
一、南昌起义中一个真实的李立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历程的光辉起点！我党、我军历史上这一伟大壮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一直鲜为人知。长期以来，一些有关现代革命史的书籍、革命史展览中，在介绍南昌起义这段史实时，只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作为八一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的活动。一般党史读物在谈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从不提及李立三。其实，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
之一、起义前的情势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劳动民众迅速觉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平民的明的暗的仇敌，（中外反动者）也就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式、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主要表现在：1927年3月24日，英、美、日、法、意5国军舰联合炮轰南京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京惨案”；同月，蒋介石杀害赣州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制造重庆“三三一”大惨案；4月12日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
在此严重形势面前，中共向何处去，中央的政策是混乱的。这种混乱，首先来自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任国民党政府的总顾问。他与陈独秀一起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一是罗易，印度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主张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
为了挽救大革命，中共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由于没有提出夺取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此期间，又发生了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
五大闭幕后，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 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出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李立三同蔡和森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派叶挺部队及中央军政学校出动，兜剿夏斗寅，占领粤汉路，以湖南为根据地，准备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同时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发动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调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奋起反击，迅速打败了夏斗寅的叛军。但是，拒绝了他们关于建立湖南根据地的建议，也没有决心“以武力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当时李立三这一正确主张，没有被中共中央采纳，失去了一次重要的革命时机。罗易与瞿秋白以为，现在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弄好了，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当务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紧接着5月21日，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即在蒋介石、 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而陈独秀不贯彻五大的正确决议，不采纳党内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队的正确意见。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攻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错误办法，致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加疯狂，在短短20多天里，就在长沙及附近各县屠杀了一万多人，革命危机日趋严重，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极逃散，有的甚至公开叛党。
随之，冯玉祥也公开反对工农群众及共产党，并下令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
以上这一系列事件的恶果是工农的鲜血流遍大江南北，革命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
之二、党中央改组 李立三当选临时中央常委
在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等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5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批评了陈独秀，并指示鲍罗廷“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这时，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 继蒋介石叛变之后，由动摇走向反动。各种反革命力量结伙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扑来，党内思想混乱，党的领导“像迷失路途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