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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分工是：向忠发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主席，周恩来是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是宣传部长，李立三是农民运动委会书记，杨殷是军事部长，关向应是团中央书记。
新的党中央回到国内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李立三与蔡和森在富农问题上的争论。
身为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的蔡和森与身为中共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李立三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富农有没有反革命的可能性？党如何对待富农这种反革命的可能性？两人都写出文章，同时在1928年11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上发表。
蔡和森写道：“中国的富农（乡村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资本、田租、高利贷三种剥削资格）是不可轻视的。在有利于全体农民的民权革命阶段中，富农多少还可以参加斗争，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彻底深入而要开始转变的时候，这一乡村资产阶级说不定将成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之破坏革命的工具。”因此，只有在农民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提高与发展”贫雇农的“独立的组织”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整个民权革命及工农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将来革命的顺利转变。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同一期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点名批评蔡和森。
李立三认为，蔡和森文章中那段论述富农的原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上、策略上的错误”：第一，“在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富农有反革命的‘可能性’。”第二，富农在现在“还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上，富农还‘没有’反革命的可能。富农到转变时候而有反革命的可能，是因为一身具有资本、‘田租’、‘高利贷’剥削，那么富农如果只是具有资本的剥削而不兼具‘田租’、‘高利贷’的剥削，到转变的时候，还不会反革命。富农在转变的时候，‘说不定’要反动，那么在现阶段上‘说得定’不会反动。”“照这样的分析，在策略上一定要达到完全‘联合富农’的观念上去。”第三，蔡文中提出的“发展贫农的‘独立组织’”，“就是故意逼起富农的反动，甚至影响中农的动摇，那就混乱了乡村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因此“包含有很大的‘左’倾的危险性。”
1940年李立三对这个问题曾经写道：
蔡和森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些“左”倾错误。他说，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应该对富农采取无情斗争，没收富农土地，以便彻底消灭富农阶级。这与六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六大政治决议中指出：“对富农的斗争不应搞得太尖锐”，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应该吸收尚有革命潜力的部分富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依据这个精神，我写出一篇文章批判了蔡和森的上述主张，其中写道：“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应该与半封建的富农进行斗争，而对资本主义的富农应该采取联合。”另一处甚至简单地提到“联合富农”。
这场争论，就是在现在革命阶段要不要联合富农的争论。李立三的观点来自于共产国际坚决反右倾的影响，与毛泽东后来在《寻邬调查》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后来王明搞了比李立三还“左”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直到1932年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专门决定，批判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才使这场争论的是非得到解决。
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结束后，是于1928年11月上旬才回到国内的。
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刚刚回国就因在北方局工作中“左”的错误，造成顺直省委的严重问题，从9月中旬开始，就向中央常委会检查错误，在11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的职务，不久后到莫斯科学习去了。
这样，在11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递补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接替了原来由蔡和森担任的宣传部长、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职务。
在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周恩来去顺直省巡视，李立三又接替了周恩来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周恩来于1929年1 月中旬才回到上海，又去处理江苏省委的纠纷问题。
1929年2月初，苏兆征从苏联回到国内，当月20日即病逝于上海。
后来项英又被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
而船工和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原武汉政府时期，是李立三领导下的地方工会负责人，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起不到中央主席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以上种种因素凑到了一起，于是客观上就形成了名义上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上是李立三在主持着中央的工作，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
三、改革党中央机关工作作风
李立三对革命工作永远是个激情满怀的人。即便走上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他仍一如既往总是充满朝气，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不能容忍任何工作作风不实的现象。
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发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有些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只知道上传下达，照本宣科，而从不认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他经过认真思考，于1928年12月24日写了一篇题为《每日的教训》的文章，严厉地指出：“与各省来的同志谈话，发现一极不妥的现象，就是接到中央通告，只是照抄原文转下去，省委转到县市委，县市委转到区委，区委转到支部，很少按照本地实际情况加以讨论，而很具体地决定本地的工作……可见许多通告并没有在支部报告，讨论更说不上，此种现象恐怕全国各处都差不多。以后补救的方法：第一，中央发通告在技术上就要特别注意，绝对不宜太长，同时要指出中心问题；第二，各省委接到中央通告，不应照例转下去，而是要照本省情形，把他更实际化、具体化，同时文字也要把它缩短起来，并要指出按照这个通告在本省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再发下。各县市委，更要把通告加以详细讨论，使他更具体化，更指出中心问题中心工作来，然后发到支部。支部接到通告后，第一是讨论通告的内容，第二就要讨论照这个通告，本支部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做一些什么工作；第三，就是要讨论做这工作的具体方法。然后通告才能收到实际的效用，才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不然发通告等于白废纸张。”
李立三还十分注意抓舆论宣传阵地，以加强对革命斗争的指导。
1928年11月20日，即李立三接任中央宣传部长当天，就创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他在创刊号的首篇发表了“酝酿战争革命暴动的反动统治”
李立三指出：“现在群众主观的力量，尤其是政治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去揭破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假面具。要帮助并扩大一切经常的经济的斗争，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加紧这些工作，才能促进革命高潮，在将来新的革命高潮中，有胜利的保障。”
在从1928年秋到1930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内，李立三仅在《红旗》、《党的生活》、《布尔塞维克》等三个党刊上就发表了署名文章60多篇，还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通告、决议和指示，为贯彻六大决议精神，对全党工作的进步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尤其在主抓党中央宣传工作时不遗余力地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是做出了显著成绩的，他的这一时期的工作指导思想也是正确的。 比如他根据六大精神，指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退兵的一战”，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还指出：“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同样地有害于我们的正确路线。”他认为对于“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潮必然很快地到来。”“我们的主观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
李立三根据这样的形势，还正确地指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不是鼓动武装暴动，而是争取群众。李立三指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和暴动的胜利”才能最后避免和解除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和压迫，但是“现在群众的主观力量，尤其是组织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的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
李立三还论述说，为了在革命低潮中争取群众，我们党需要转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批评了在党的宣传中还时常看见的“没收一切土地”和“打倒某某工会”的口号。他指出，我们只应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农民的土地；我们只应提打倒某某工会的工贼领袖，而不可把某某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说在一起。只有如此，才不会使群众对我们党发生误解和反感。他还批评党内同志不懂得宣传口号和直接行动口号的区别，总是高喊“罢工”、“暴动”、“推翻国民党”。他说，宣传口号是宣传我们的政纲及策略，而直接行动的口号则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把两者混同起来，就会把长远的根本目标当成现实的行动，势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李立三在大力批评和纠正“左”的情绪的同时，还深刻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