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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景不长。正当她睁大眼睛向人们露出微笑时，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硝烟，一下子撒满了伏尔加河，弥漫了晴朗的天空。田园荒芜了、花儿凋谢了。父亲于19l9年病逝，家庭破产了。
1920年，苏俄的内战结束了。但是，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加上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颗粒无收。长期的干旱蔓延到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灾荒伴随着饥饿，萨拉托夫省的广大农村饥荒四野，人们只能以野草树叶充饥，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为求生存，1920年秋，丽扎的母亲不得不痛心地把童年的儿子送到一个富农家里当牧童，带着年仅6岁的丽扎，背井离乡，迁居到莫斯科投靠亲友。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包围及经济封锁，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困难，每人每日只有300克黑面包配给，连土豆皮也舍不得扔掉。房间没有暖气，要去野外拾柴回来生炉取暖做饭。
为谋生计，母亲只得进一家缝纫工厂做工。艰难的童年生活，把丽扎磨炼得很坚强。她，什么也不挑剔，遇到困难不怨天尤人。
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逐渐好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下，小丽扎开始上小学念书。就在她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供销社。丽扎凭着她的聪明睿智和活动能力，被推举为学校供销社的小“经理”，跟随着老师从仓库里领来铅笔、钢笔、笔记本、橡皮等学习用品，在小门市部出售，她管理得井井有条毫无差错。
她在学校里是活跃分子，参加体操组、合唱团，游泳、滑冰，身心健康得到很好的锻炼。刚满十一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她们穿上队服：白衬衣、小蓝裙子、鲜红的领巾，整齐地排好队，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军号来到莫斯科红场，参加隆重的全市性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列宁墓前，面对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下革命烈士安息之地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丽扎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她系上红领巾后，全校选举学生会主席，无数的小手举得高高的，异口同声地喊着基什金娜——基什金娜！她啦，11岁的小“主席”，脸儿涨得红红的。她知道，这是大伙对她的信任；她懂得，这是“革命”的需要。当她唱着歌，蹦蹦跳跳地回到家里时，常常被一件事情搞得心绪烦恼。就是：不信仰鬼神的苏维埃人，大家都在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努力奋斗。可是，妈妈偏偏还信奉着那个给谁都带不来任何好处的“上帝”。一天，丽扎见到妈妈又在面对墙上的圣像祷告，便高声地喊道：“妈！咱们家再也不能挂圣像了，同学们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妈妈闻声惊异地望着女儿，痴情地盯着墙上的圣像，眼睛黯然无神。半晌，才嗫嚅道：“那、那就依你的……”
小丽扎把圣像摘下来了，妈妈却依旧呆呆地注视着原来挂着圣像的那面墙壁，好久好久。
11岁的小“主席”、“经理”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1928年，丽扎艰难地念完了初中。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继续去上最好的高中和大学，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命运不能由她摆布。当时，还处于新经济政策时代，整个苏维埃在经济上都还比较困难，她不得不放弃升学的机会，转到劳动部门去登记，寻求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学习。这样，既不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还可以为家里增添一点经济收入，补助母亲的不足。经劳动部门介绍，她终于去投考了由国家出版局举办的一所半工半读印刷技术专科学校。从此，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上午学习装帧设计和排版，下午分散到各出版印刷单位劳动，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补助费。第一个月就领到了28卢布。14岁的丽扎，高兴极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李莎回忆到此时，十分风趣地说：我的工龄应该从这时（1928年）算起。丽扎用这第一次挣来的钱，买了一件心爱的毛衣和一双靴子，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漂亮。
1931年，刚过十七岁的丽扎在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专科学校经过三年学习毕业。在学校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她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这时，正当苏联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全国人们都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年轻人更是热火朝天，处处打先锋，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支持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要求进取的丽扎，当然不甘示弱，她不畏艰难困苦，毅然决然地主动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号召，报名到苏联远东去参加建设。
图48：1929年时的李莎
这年夏天，年轻的姑娘丽扎，告别了母亲和哥哥，与伙伴们一起，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大森林，跨过雄伟的乌拉尔山脉，经过整整两个星期的旅行，来到苏联的最东部，与中国毗邻的地方——伯力。丽扎被分配在远东出版社工作，担任技术编辑。伯力的冬天冷得出奇，连室内也是零下十几度，睡觉都要戴着帽子。当时正值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发生了困难，物资短缺，吃穿用都发生了困难，工作任务又相当繁重，经常要加班加点。但是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谁也没有怨言，都能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鉴于丽扎的工作出色，时间不长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除了俄文的以外，还有中文、朝鲜文和日本文。所以，在编辑部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当时，在苏联远东，还有大约50万中国工人，分布在煤矿、金矿、铁路、港口、森林伐木、缝纫、修鞋等各个行业。那里的蔬菜，主要依靠从中国山东去的农民种植。
丽扎在出版社工作，有机会同中国编辑一起共事，结识了一批中国朋友。他们有文化，都是搞革命的，大家都相信全世界都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与丽扎联系较多，且留下深刻印象的诸如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涌泉（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等。1932年丽扎被调到远东出版社海参崴分部工作，又结识了张锡俦（当时任远东边疆苏兆征中国党校教务主任，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爱人是俄国人，叫柳芭，汉学专家）、杨松（原名吴绍宣，1907年出生于湖北，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到远东工作。当时的党校教员，1938年回到延安后病逝。爱人是俄国人，名字叫莎丽达·列依索洛娃）、吴玉章（党校教员，在那里制订北方话拉丁化的方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这些中国革命者，给丽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丽扎很尊敬他们。
三、命运之神送来了丽扎
依照苏联有关部门动员去远东工作的规定，丽扎在远东工作两年期满。为了实现她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的愿望，1933年夏天，丽扎从远东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勘探出版社，负责图书的装帧设计。她边工作边补习高中课程。闲暇时，经常到在远东工作时结识的一些朋友家中去玩耍。
1933年深秋，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丽扎正怀着喜悦的心情，向着刚从远东来到莫斯科的女友沙丽达·列依索洛娃家里走去。她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和决定了她的整个命运，使她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丽扎敲开女友的家门，她愣住了，屋里端坐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青年。他，满头蓬松的黑发，有一双明亮而富有智慧的眼睛，表面看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俄语说得不太好，不大爱讲话，静静地坐在那里。女友的丈夫杨松向丽扎介绍说：“他是我的朋友李明，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俄罗斯人有一个习惯，好朋友之间总是相约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野外郊游。李明有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的红皮证件，给他们的游玩提供了不少便利，如到公园划船，在人多船少的时候，李明拿着红皮证件到售票处很快就可以把游船租来。丽扎与杨松夫妇还有他们的好朋友李明经常在一起玩啊、唱啊、跳啊，任小舟在湖中随波荡漾。
l934年深秋，丽扎与女友柯拉娃一起到李明的住所去看望他，发现李明已收拾好行囊要离开莫斯科。但是，丽扎并不知道这个李明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丽扎问他到哪里去，李明回答说，要去克里米亚休养。丽扎暗地思忖：现在又不是休假疗养的季节，怎么会去休养呢？丽扎突然发现李明的行装中有一双高统皮靴，这种靴子适合深山老林中长途跋涉，到海滨浴场是派不上用场的。丽扎知道李明是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团的成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心想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里，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自己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她与他告别了。他去了，再没有联系了。
图46：1934年，李立三在莫斯科
若干年以后，丽扎才得知李明此行是到阿拉木图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联络。
李明离开莫斯科以后，有一次丽扎在好友家里与从远东回来的朋友聊天，一位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丽扎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好似条件反射，一下子就联想起她在远东工作时，曾经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封面上写的是：《与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当时，她不明白“李立三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询问该书的编辑。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共党内是有名的领袖，是一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