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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两参”是“一改”和“三结合”的基础，“一改”为“两参”创造了方便条件，“三结合”对“两参”和“一改”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搞好工人参加小组管理工作又是搞好整个管理工作的基础。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应当同改进领导作风，同全面提高职工政治、文化、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并把专业管理和群众参加管理结合起来。要把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同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完整的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企业“宪法”。
196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这是党中央对当时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几年来对此项工作研究结果的全面肯定。党中央指出：“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了一长制，坚持实行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同时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这一套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中央在指示中强调指出：“总之，不破不立，有破必须立，不立好也就破不彻底，因此，在我们领导和管理企业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经验的时候，根据中央既定的原则，总结已有的经验，使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备和发展，是彻底清除一长制残余的根本办法，同时也就是保证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开展和生产持续大跃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中，对李立三过去几年来的工作成果再次给以肯定：“企业的管理工作中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和新的经验。许多企业积累了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厂长负责制的丰富经验；积累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丰富经验；改革了很多不合理的、不利于生产的规章制度；运用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法……这些成绩表明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大大加强，证明了党对企业领导方针的正确，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职工群众，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这是办好我国工业企业不可动摇的方面。”
李立三看到党中央的这一正式结论，不能不使他感到无比兴奋。大量事实证明，尽管李立三本人长期受到冷落，但他的劳动成果至今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许多意见，一再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7。夹缝中的“游走”
20世纪6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国际上，美国屯兵台湾，封锁台湾海峡，剑拔弩张，亡我之心不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当局，给我们施加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企图迫我就范。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不顾国际信义，提出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回专家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人，同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份，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项。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停工或中断，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进而逼我还债，更是雪上加霜。在国内，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的召开，“左”的思潮发展，狠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造成人人自危；“大跃进”以来种种矛盾的积累，更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样，我们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大危机。
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把1954年撤销的6个中央局重新恢复起来，作为中共中央在各个大区的派出机构。相继任命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柯庆施、陶铸、李井泉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第一书记。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祝贺各中央局成立时说：中央局的任务是：“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六个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打不烂的独立经济体系。
在此形势下，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工业部、交通部和财贸部撤销，把3个部的干部调往新组建的几个中央局。当时，中央决定，李雪峰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林铁任第二书记，乌兰夫任第三书记，李立三、刘仁、陶鲁笳、解学恭、苏谦益任书记处书记、张邦英任候补书记。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1月18日，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当时全国的经济情况是，煤炭、木材、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大，严重地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进行。那时，山西煤炭的生产与调配是全国的重中之重，因此，周恩来特别关心那里的情况，及时帮助山西解决困难，调劳力，增拨粮食、白酒，保证井下工人的物资供应。
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之一的李立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全会。
之一、组织大同煤矿工作团
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全会的精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身为华北局分管工业的书记，李立三首先组织了一个有华北局、中央林业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参加的庞大的林业工作团，由华北局计委副主任刘玉柱带领，前往大兴安岭林区狠抓木材生产。接着又组织了赴开滦和峰峰两个煤炭工作组。1月24日，李雪峰在华北局召开的京、津、太原三市汇报会上说：工业企业的十二条怎么搞法，要有一个组织，华北局由李立三、苏谦益、刘星、张铁夫、郭春原、刘莱夫、黄文、瞿英等组成，同时，京、津各指定一人参加。李立三在参加完全会几天后于1月25日亲自到大同，组织起有华北局、中央组织部、中央煤炭部、山西省委和大同市委60多人参加的大同煤矿联合工作团。其任务是：把因放“卫星”而伤了元气的煤炭生产抓上去，同时为参加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后简称“工业七十条”，下同）进行调查研究，做好准备。为此，他于1月、3月、4月先后3次到大同。他不顾旅途疲劳，总是一下火车就开始工作，无论白天、晚上，一天三班，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脚迹走遍矿务局各个角落。对来自工作团成员多次劝他适当注意休息的建议，均不采纳。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啊！他严厉谴责了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特殊化和不关心工人疾苦的恶劣作风；他不听劝阻、不顾安危，两次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去看望战斗在第一线的挖煤工；他事先不打招呼多次直接到工人食堂去排队买饭吃，以了解工人食堂的真实情况；他深入工人宿舍召开座谈会，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疾苦；他提出要把工人生活摆在第一位来解决。为此，他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人打电话，给矿工调拨莜面和牛、羊下水；要求矿党委作出决定限期解决工人喝开水、洗澡的问题；要求山西省团委书记王德总结宿舍工作的经验；他到职工医院看望伤病员；到老白洞煤矿视察瓦斯爆炸现场，亲笔为死难烈士写了长篇悼词，反复强调“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为解决井下工人不安心在井下工作这个老大难问题，提出实行义务轮换工制度的设想。他反对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提倡多劳、多吃、多得、多用。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计件工资制度。提出在目前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还可以学习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办法，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班组、个人，奖励实物、奖励优待购物券。他主张对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可以给高薪，实行技术赎买，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科学，不能单凭热情办事，要认真吸取过去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的教训，一定要加强企业管理。不然的话，就会受大自然的惩罚、吃苦头。以上这些思想，在后来起草的《工业企业七十条》中都得到了体现。
3月8日，李立三第二次到大同，深入第一线总结了“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回采五队是怎样由落后转变为先进的经验，”3月17日写信向李雪峰并华北局汇报，华北局很快将此汇报以正式文件转发给华北各省、市、自治区。
但是，3月18日上午，华北局研究室的高仲禹（参加大同工作团）向李立三汇报了煤炭部长张霖之3月16日关于不同意李立三在大同的一些做法的讲话。由于李立三受薄一波之托要去峰峰煤矿解决那里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暂不能前往大同，他就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