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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死的，不管是人、树甚至房子都会塌。哭没有用，要趁它们还在的时候好好待它们，到时候土堆里面的外面的就都安心了。”我听不太明白，知道奶奶对我说的是对大人说的话，她把这话作为礼物送给了7岁的我，等我长成大人后就会明白。
一年后，我就被做生意的父母接回城里了。那天父母给我穿上簇新的衣服和皮鞋把我拖出了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两个陌生人走。我拼命扭着头使劲的哭着喊奶奶。可她只能倚着院墙站着，抹着眼泪，那高大的身体好象撑不住了似的。
城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没有温暖的大手，没有神奇的故事，也没有奶奶院子里的鸡鸭猫狗……
直到奶奶去世，我都没有机会再回那个山坳里的小村庄，只能在梦里看到那个橙色的黄昏中，奶奶站在院子里，边喊我边把和好的鸡食撒在她周围。接着，我跑进院子，扑在奶奶怀里，闻着她身上稻草燃尽后的味道，看着她围裙中间的大补丁上的一朵朵火红的花，那么的幸福啊！
多么快乐的梦境，可每次醒来时，枕头分明是湿的，我一直无法判断自己在奶奶生前待她够不够好，不知道土堆里的奶奶是否安心。
以后的所有生日，也都是在城里过的，虽然会收到大堆的礼物，可还是觉得索然无味。
怎么能比呢！再也找不到任何礼物有那样的分量了，那是奶奶送给我的，生命的礼物！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世上最贫穷的母亲
作者：张丽钧
我是在电视上认识那个叫李二荣的女人的。她蓬头垢面，贫苦狼狈。一年半前，她四岁的儿子楠楠被决意抛弃她的丈夫偷偷卖掉了。她疯狂地寻，但孩子却杳无音信。她报了案，在警方的协助下，她终于在汕头的一户人家见到了楠楠。
楠楠的养父养母家境很好，他们当初是花了18800元买下楠楠的。当他们看到楠楠的生母找上门来，十分惊骇。楠楠紧紧地趴在养父身上，用带有敌意的眼光看着他已不认识的李二荣。李二荣试图将儿子夺过来，但楠楠气恨地拨开了她的手。李二荣呆呆地站在那里，像个恶意拆散别人美好家庭的歹人。孩子的养父无比心疼地说：“不要吓着了孩子！不要吓着了孩子！”面对此景，李二荣欲哭无泪。楠楠的养父养母看到李二荣十足的寒酸相，便知道她定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于是他们建议将孩子留在汕头，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答应李二荣可以随时来探望孩子。但是，李二荣坚决不同意。她声泪俱下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生楠楠时难产的情形。她说：“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我知道我所能给他的爱最多，这一点世上无人能比。”就这样，李二荣将哭死哭活的孩子带回到了自己破败的家中。
孩子的生父被逮捕了，这意味着他将不再享有一直享有着的父爱；孩子听不懂母亲的湖南话，而母亲也听不懂孩子的潮汕话，他们之间顺畅的沟通一时还难以实现；孩子不能去熟悉的幼儿园跟熟悉的小朋友们玩耍了，他的心里必然充满了难言的孤苦……可怜的孩子一直一直地哭。
怎么跟孩子解释呢？对他说“你其实是从一个虚假的天堂回归了一个真正的天堂”？
天底下的母亲，无一不认为自己身怀爱的绝技。如果她能冷静地权衡利弊，分析出孩子留在别人的怀里将有利于孩子今天的成长、明天的发展，那她就不再是母亲了。当那个小生命从她的腹中游离，她的一颗心就被剖成了两半，一半留在自己的胸腔，一半附在孩子的身上。丢了孩子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母亲。每当媒体上发布有关寻觅“迷失的花朵”的信息，我这个做母亲的人都会认真地去听，去看，去记。我巴望着自己能幸运地在大街上偶遇一朵迷失的花，然后，亲手将他（她）送还母亲的怀抱。我愿意看到一个母亲从一无所有顷刻间变得富可敌国。
我相信李二荣所说的话：母亲所能给予孩子的爱最多，这一点世上无人能比。不谙世事的孩子，也许会留恋他人一个温热的怀抱，但是，当他长大，他一定会深深感恩当年那些将他的母亲从赤贫中救起的人。他也终会明白，自己当初气恨地拨开的那双悲伤贫苦的手，一旦拥他入怀，就永久地被欢乐和富贵注了册……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素质只是不用提醒
作者：北北
在国外看到汉字是亲切的，宛若在异乡看到熟人。澳大利亚也有很多汉字，其中两处，我看了，心里却至今不舒服。
墨尔本市至菲利普岛的途中有个小动物园，园子萧条而且破败。汉字先是出现在一扇小门前，歪歪扭扭地写着：厕所。与之并列的还有英文与日文。但踏进小门，前行几步，进入女厕后，英文与日文都不见了，只剩下中文：“手纸用后请扔入桶中，便后请冲水。”真是再普通不过的几个字了，小学生都认得。主人把它写好，白纸黑字，贴在墙上，不仅一处，小小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厕内竟贴了三处，都在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个文明程序并不高的厕所，我指的是它的内外部建设：低矮、潮湿、幽暗、简陋、微臭，与我们国内都市稍像样点的公厕都没有可比性。然而，就是它，居然还有了嫌弃谁的资格，还如此毫不客气地反复提醒前来的人“手纸用后请扔入桶中，便后请冲水”，只用中文提醒。
无独有偶，悉尼湾的轮船厕所内，也有中文，也写着类似的字。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日本人和其他洋人都懂得上厕所有什么规矩，他们不需要提醒，而中国人却是需要的。我第一个反应跟自尊心有关，觉得我们被歧视与侮辱了。但是后来，导游跟我们讲了一个相关的例子。墨尔本一家宾馆大堂里立着垃圾桶，桶分两层，下面扔废物，上面一层铺着细沙，用来掐灭烟蒂。中国人现在来澳大利亚旅游的很多，到处可见黄皮肤。但中国进出宾馆，路过垃圾桶时，习惯地一“呸”，就将痰吐到那一层细沙上了，而且吐得东一处西一处，黏糊糊地挂在桶的边沿。主人于是写了字，汉字，赫然贴到墙上：“请不要往里面吐痰。”
如同厕所人人都要上一样，外国人不是不吐痰，但他们吐在纸上，再把纸揉好，扔进桶的下面一层，如此而已。这样的举动并不需要多么高难度的理解力，更无需任何技巧，却被我们忽视了。导游也是中国人，来澳多年，普通话仍然说得字正腔圆。他说：真是不好意思。
还有谁不好意思呢？我看到餐馆里有同胞举杯对饮，脸红脖子粗，嗓门都开放到极点。显得比任何人都开心与兴奋——莫不是也要在一旁的墙上贴起“请勿大声喧哗”的汉字？我还看到红灯之下，仍有同胞在众目睽睽下悠悠过马路，脸上是旁若无人、理所当然的表情——难道要在路边墙上也出示“请勿闯红灯”的汉字？
国内这样的提醒比比皆是：公交车上的“请给老人、孕妇让座”，银行里的“请在黄线外等候”，马路边的“请勿随地吐痰”，“请不要随地大小便”——就在写这篇文章时，电视正直播着在株洲举行的中国与比利时的乒乓球对抗赛。女广播员用清脆的声音告诉赛场内的观众：“请不要用闪光灯，请不要吸烟。”只有中国人需要提醒，且提醒也往往毫无用处，所以，的确应该感到不好意思。很显然，只有感到不好意思的人越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写在墙上的那些字才会越来越少。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他们本身就是历史
作者：朱学勤
爷爷过世四十年了。每次去扫墓，妹妹都拿我说事，说爷爷生前重男轻女，对我过于宠爱，故而他去世时我哭得最伤心，11岁的小孩守在一个老人的遗体旁，一间屋内就这么两个人，也不知道害怕。四十年前一个穷人家的宠爱，也吓不死人：他只是喜欢带我去洗澡，6分钱洗一回，每一回的犒赏只是买一个3分钱的烧饼。1959至1961年的饥荒年代，奶奶从菜场里能买回的是“喇叭菜”——卷心菜最外面那几张老叶子。后来连这样的老叶子也断档，不知从哪里搞回来豆腐渣放在蒸笼里蒸，还有胡萝卜头，一屋子豆腐渣加胡萝卜的腥气味，以致我今天都不能碰胡萝卜，一吃就反胃。父亲为了给孩子省口粮，饿晕过。如果不是爷爷澡堂里的那些烧饼，也许我也会有类似体验，至少不会长成这样一个高个子。
爷爷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我记得他有两个习惯动作：一是“敬惜字纸”，看到屋里任何一片有字迹的纸片都要小心翼翼拣起来；二是每次解手后都要把双手团在胸前吹口气，说是能解晦气，交好运。印象中他好像从未生气，寡言少语，以致今天有老邻居碰在一起，都会说“毛胡子爹爹脾气好”。五十年代的生活是灰色的，但他对生活却从无怨意。每年中秋、冬至，他会很认真地对待：中秋节晚上，他要在院子里摆上芋艿、毛豆，焚香拜月；冬至中午，一定要把家人聚齐，磕头、祭祖、烧纸钱。就是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底层老人，我后来去台湾听那里的老外婆“痛说革命家史”，才知道他也有一段秘辛，甚至惊人之举。
1948年老外婆还年轻，而且漂亮，一定要跟着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老外公私奔。老外公是国民党军的连长，性情豪爽暴烈，一言不合，就会掏枪火并，至今在家乡村头的老槐树上，还有他留下的子弹枪痕。老丈人当时说不动女儿，只能向未来的女婿提条件：要娶女儿可以，必须退出军役。老外公是个二楞子，居然就把那身军服脱了，带着老外婆私奔。转眼间到1949年，乡下土改，年轻夫妇无法存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