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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10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大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儿？你不能没有课本！”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心才过去，但他的学生举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部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的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的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孩子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自己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四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为学生和他个人用。
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10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 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物质帮不上忙。”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来安排钱，会有越越来越多的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么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
我问卢安克有什么打算？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雪后的阳光
作者：宋勇刚
又到了期末考试的时间，按照学校的考务安排，我被调整到二年级的一个班监考。
前几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给校园披上了一层银装，厚厚的积雪在阳光无力的照耀下，一点点消融，让人觉得臃肿的冬装下，连骨子里都打着寒战。
我拎着试卷袋走进教室，闹哄哄的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紧张地盯着我。开考的铃声响了，我将卷子发下去，雪白的试卷像翻飞的浪在孩子们的手里传递着。待教室平静下来，孩子们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时，我忽然发觉按理应当有一份多余的试卷，以便学生答卷过程中出现问题时解答调换用的，怎么没有了呢？难道是教务处数错了？我没再多想，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一边用目光巡视着。
一个靠前排坐的小男孩吸引了我的视线。他的头垂得离卷面很近，几乎是趴在桌子上写字。我好奇地走近他，发现他衣着单薄，一件短旧的单衣里面，只有一件不知是谁穿剩的肥大毛衣，露在外面的袖口处早已破烂成絮。男孩的双腿在桌子下面瑟瑟颤抖，他发觉我在看他，赶紧将双脚收拢回桌子下面遮挡住，却不经意露出了他那双破旧的运动鞋，鞋面已有些脱胶，污脏的雪水正从里面渗出来。
我顿时心生感慨，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深谙贫穷的滋味。我的手轻轻落在他的肩膀上，这似乎打搅了正沉浸在试题中的他。他打了个激灵，抬起通红的脸，目光闪烁游离，不敢与我正视。我理解他的处境，自己以前也曾有过这种窘相啊。我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微微笑了，示意他直起身来，保持坐姿。他会意地还我一个很腼腆的浅笑，不好意思地纠正着姿势，向我投来一束感激的目光。
以后几天的监考中，我总会踱着步走到那个男孩身边，充满爱怜地凝望着他瘦小的身影。尽管他那冻得红肿的手在握笔时显得力不从心，但落在纸上却是铿锵的笔画，那种执著的全力以赴的神情令人动容。
接连几场考试都无一例外没有剩余的卷子。直到最后一科历史考试，有个同学要求调换印刷不清的试卷才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发生这种情形我是多么失职呀。我尴尬地清了两声嗓子，严厉地说：“谁多拿了试卷，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孩子们握笔在手，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心中升起一股怒火，再次重复道：“谁多拿了试卷，站起来。”教室里依然寂静无声，我那犀利的目光从孩子们的脸上逐个扫过。这时，那个一直被我倾注关爱的小男孩慢慢地站了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中他显得那么楚楚可怜。他的头垂得很低，缓缓地从桌肚里抽出一份卷子来。真是恨铁不成钢呀！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把夺过了试卷。
教室里又恢复了安静，同学们埋下头去，刷刷地做着题，只有那个小男孩仍然站在他的坐位上。我没叫他坐下，就让他站着答卷吧，我心想，算是给他一个惩戒，让他记住，穷不可耻，真正不能容忍的是他的行为。
这最后一科终于考完了，收上试卷后，我轻松地吁了一口气。我把试卷整理好，装进袋子里，正要离开教室，却被同学们哗啦哗啦地围住了。一颗颗小脑袋挡在我的面前，一双双眼睛无言地看着我。我诧异地愣怔住了。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女生有些怯怯地对我说：“老师，张波多拿卷子的事不要告诉校长，好吗？”她这一起头，其他同学也纷纷附和着：“老师，您就原谅他吧……”这是怎么回事？看着他们乞求的目光，我心想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我远远地望了望那个叫张波的男孩，他正站在坐位上，无声地抽泣着。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向我解释：“张波家穷，他爸患糖尿病去世了，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能干活。他有一个残疾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