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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河里漂得清
清爽爽。家家安置一个水缸，到河里担水倒入水缸作为家用水。暑假回家，我看父亲太苦．便偷着替他到河里担水．母亲见了大叫：“啊哟哟！快放下扁担，别
让人笑话！”我说没关系，但她哭了．我只好放下扁担。
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母亲头上。日军侵华，抗战开始。日军的刺刀并没有吓晕母亲．致命的．是她失去了儿子。我随杭州艺专内迁，经江西、湖南、贵
州、云南至重庆．家乡沦陷．从此断了音信。母亲急坏了，她认为我必死无疑．她曾几次要投河、上吊．儿子已死．她不活了。别人劝．无效，后来有人
说，如冠中日后回来，你已死．将急死冠中。这一简单的道理，解开了农村妇女一个扣死的情结。她于是苦等．不再寻死．她完全会像王宝钏那样守十八年寒
窑。她等了十年．我真的回到了她的身边，并且带回了未婚妻．她比塞翁享受了更大的欢欣。
接着，教育部公赞留学考试发榜，我被录取了．真是天大的喜讯．父亲将发榜的报纸天天带在身上．遇见识字的人便拿出来炫耀。母亲说。这是靠她陆家
（她名陆培芽）的福分．凭父亲那穷鬼家族绝生不出这样有出息的儿子来。我到南京参加教育部办的留学生出国前讲习会．期间，父亲和母亲特意到南京看
我，他们风光了。那时我正闹胃病，兴高采烈的母亲见到我脸色发黄，便大惊失色：全南京城里没有这么黄的脸色！她几乎哭了，叫我买白金（麦精）、鱼肝
油吃，当时正流行鱼肝油．她也居然听说了。
山誓海吼的爱情．我于临出国前几个月结了婚．妻怀孕了。我漂洋过海。妻便住到我的老家。她是母亲眼中的公主．说这个媳妇真漂亮，到任何场合都比
不掉了（意思是总是第一）。母亲不让妻下厨作羹汤．小姑们对她十分亲热，不称嫂子．称琴姐。不远的镇上医院有妇产科．但母亲坚决要陪妻赶去常州县医
院分娩。因这样．坐轮船多次往返折腾，胎位移动不正了，结果分娩时全身麻醉动了大手术．这时父亲才敢怨母亲的主观武断。小孙子的出生令母亲得意忘形．
她说果然是个男孩，如是丫头．赶到常州去生个丫头．太丢面子，会被全村笑话。她尤其兴奋的是孩子同我出生时一模一样．
三年；粗茶淡饭的三年。兵荒马乱的三年（解放战争），但对母亲却是最幸福的在年．她日日守着专宠的儿媳和掌上明珠的孙子。别人背后说她对待儿孙太
偏心，她是满不在乎的．只感到家里太穷，对不住湖南来的媳妇。她平时爱与人聊天，嗓门越说越高，自己不能控制。她同父亲吵架也是她的嗓门压过父亲
的，但这三年里却一次也未同父亲吵架，她怕在新媳妇面前丢面子。妻看得明明白白．她对全家人很谦让，彼此相处一直很和谐．大家生活在美好的希望中．
希望有一日．我能归来。
我回来了，偕妻儿定居北京，生活条件并不好，工作中更多苦恼，但很快便将母亲接到北京同住。陪她参观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她回乡后对人讲
北京时，最得意的便是皇帝家里都去过_了。她住不惯北京．黄沙弥漫．大杂院里用水不便．无法洗澡，我和妻又日日奔忙工作．她看不下去．决定同到僻静的老
家，她离不开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她长年饮这条小河的水．将一切污垢洗涤在这条小河里。她曾第二次来过北京．还将我第二个孩子带州故乡找奶妈，皇帝的
家已看过．她不留恋北京。
苦难的岁月折磨我们．我们几乎失落_了关怀母亲的间隙和心情，我只在每次下江南时探望一次比一次老迈的母亲，儿不嫌娘丑，更确切地说是儿不辨娘是美
是丑，在娘的怀里．看不清娘的面目。我的母亲有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人人夸奖，但晚年白内障儿近失明，乡人说她仍摸索着到河边洗东西．令人担心。我的
妹妹接她到镇江动了手术．使她重见天地，延续了生命。父亲早已逝世，年过八十的母亲飘着白发蹒跚地走在小道上．我似乎看到了电影中的样林嫂．而她的未
被狼吃掉的阿毛并未能慰藉她的残年。
摘自《读者》2005年第20期
萍水相逢
作者：孙绍振
那一年春节前夕，我在上海得到通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务必迅速回校，下放到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虽然冠以神圣的“蹲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但我的心情仍像上海的天气一样阴沉起来。上了火车后，我就发现钱包不见了，这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搜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总算找到了l元钱和几张毛票，心里稍许安定了些。好在火车到达漳平的时候，我要下车到同事家去拿两个樟木箱（那时结婚，福建的樟木箱是上等嫁妆），可以借一点钱。樟木箱挺大．力气比我大得多的同事抢着为我挑到火车站。我向他借了5元钱，算一算到厦门住一夜旅馆1元钱，吃一顿饭5角钱，到泉州的汽车票票是2元5角左右，再花l角5分钱，乘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学。 “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已的喟叹冒出我的嘴边，心情也为之一振。
可量樟木箱一上火车，乘务员说太大，要补托运费，一下花去了两元多。火车上一顿饭起码要3角钱，全部财产只剩下不到2元钱了。买一张汽车票到泉州，是绝对不够了。
到厦门时，已是下午6点了。
我挑着两个大樟木箱．从台阶上走下来．满头大汗，顾不得心疼箱子不断被磕花。
虽然是极“左”的时代．厦门人的生意头脑还相当灵活。车站前的一群小伙子，推着自行车，帮助运送行李。我的狼狈相马上引起其中一个的注意。
他推着车子过来兜揽生意。
我老远就嚷嚷： “别来找我，我身上没有钱。”
真是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早知如此，向同事多借5元钱，也不至于狼狈如此，我的心情真是糟透了。
虽然语气有点凶狠，小伙子仍然从容地把车子朝我这边推过来。
我绝望地望了他一眼：“我连住旅馆的钱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他把车子支起来说： “没关系．我不要钱。”
他那闽南人的豪爽使我震惊了。
他穿着那时甚为罕见的皮夹克，很鲜亮，可以闻到一种新鲜的皮革昧道。车子也崭新，没有侨汇券的人，有钱也买不到。那时家里有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今天有了一辆桑塔纳，挺神气的。
他从容不迫地把樟木箱往他车子加长的后架上绑牢，就领着我到了一家小旅店。他用厦门话向一个小老头诉说我的闲境，那小店负责人显然是他的朋友，显得颇为动容，表示可以免费提供住宿。床位看好以后．他就拿出登记本来，要工作证。可是我的工作证被小偷连钱一起偷走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很紧张， “清殚阶级队伍”进入高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革命的警惕性成为人生第一要务。那小伙子向他说情：人家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白面书生，你看看他哪…一点像外逃的阶级异已分子？年纪轻轻的，哪一点像反革命？
他说得振振有词，可他的朋友无动于衷。两个人在我是否可能是坏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小伙子反复说，怎么可能！连我都觉得我那萍水相逢的朋友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论证很软弱。就拉拉他的手。他却越来越火了，加大了嗓门，显出闽南人特有的忠于朋友、忠于自己感觉的固执。然而，那老头子也是闽南人．也忠于自己的感觉。小伙子冒火了，闽南人使用频率最高的骂娘的话，时不时地冒出来。
我看得出来，小伙子最大的愤怒．倒不在于他的朋友不信服他的论证．而是，居然不信任他所信任的人。这种不够肝胆的表现，是不可容忍的。
最后，他绝望了．用最清晰的语调．一字一顿地把最脏的字眼讲了出来。老头子气得直翻白眼．一时像被鲁智深拳打的镇关西，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没等他反应过来．小伙子已经拉着我的手走了。
我非常不好意思，向他表示歉意。都怪我破坏了他们的友谊。他用闽南腔极重的普通话说：“没有关系．这种人，不是人．不肝胆。老子再理他，是你儿子。”
他很快恢复了情绪，把我带到厦门汽车站．找到当时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大概认识吧，她显然很信任他．因而也就很同情我。还没有听完他的叙述，她就叫食堂工友给我打了一碗饭，还有一份花菜，上面居然还有一点猪肉。
我本来只指望她让我在候车室坐上一夜．没想到她竞主动提出让我到工会办公室去。那里有一个长沙发。她说，正好有8个复员的海军士兵经过这里，没有买上今天的车票，你们做个伴吧。
我本来以为，女人都比较小气．然而，在厦门，居然有女人超过了男人．而且超过了韩信遇到的“漂母”．不但有一饭之德，还有一屋之恩。
至今我还记得．那张长沙发上有紫色的棉布套子，我睡的那一头，弹簧已经瘪下去了。但是．当时沙发是很少见的．就是住旅馆也不能享受弹簧的柔情。可是．我仍然不能安眠。因为我的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到泉州的票。那小伙子看出我的忧虑．主动提出：有什么东两可以
拍卖吗？
我吓了一跳．身为读书人，习惯于清高．对于金钱的盘算，从童年时代就觉得．不是好事。再说．叫我到大街上叫卖．怎么开口呢？他说：“没有关系，你这样的白面书生，往那儿一站就是招牌，我替你叫好了。”
总不能从厦门走到泉州吧．一想到这．我就顾不得什么资产阶级劣根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