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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部极为严肃的著作震惊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同时；也必然引起了某些无端质疑和粗暴指责，特别是对于不少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人而言，张如的书无疑是“公然挑衅”。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暴行》一也让张纯如成为积极参与维护抗日战争史实的社会活动家，以及抨击日本掩盖历史可耻行径的斗士。她经常应美国一些社团的邀请发表演讲，敦促日本政府反省史，汲取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错误的描写”。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美国出版商和各类美国华侨团体的同声抗议，并敦促日本府撤换大使一职。针对日本大使的声明，张纯如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不知道这声明是代表大使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观点。齐藤邦彦的声明引起了我的出版商、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种不同华人团体的抗议，有些甚至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罢免齐藤邦彦的官职。我也通过传媒，邀请这位日本大使先生在国家电视台公开讨论我的书，但至今未得到对方的回应。”在后来与这位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电视访谈时，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她还重申了自己写作《南京暴行》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日本政府从未为南京大屠杀做过认真的歉；二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纯如说，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不过，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迄今还没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于出版《南京暴》的日文版。
2001年7月31日，张纯如和洛杉矶民权律师费希尔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日本政府拒绝向成千上万遭受日本军人之害的慰安妇道歉赔偿，还言辞激烈地批评了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养奸。张纯如和费希尔指出：“人们都会认为，一个对冲绳妇女遭强暴感到愤怒的国家，会非常关心其自己国家士兵在二战中大规模强暴妇女的历史。但到今天为止，日本政府拒绝韩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要求。这些教科书掩饰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对慰安妇的大规模的强暴。”文章指出，当年日军强迫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等国的二十多万妇女和女孩子充当慰安妇。慰安妇每天最多要为四十多名日军提供性服务，尝试逃跑的慰安妇惨遭杀害，许多慰安妇自杀，幸存的慰安妇一辈子都生活在身心创伤之中。张纯如和费希尔指出，从二战结束到1994年，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慰安妇的存在。但是，据历史学家发现的历史文件，1932年起就有慰安妇的政策。历史文件还揭露，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之中，有2至7万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暴。在此之后，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面对慰安妇的历史事实，但拒绝向慰安妇做任何赔偿。
四
在纯如辞世前，正在进行她的第四本书的工作。这本书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他们后来被日军拘禁并残忍虐待。在一次去菲律宾做调查的旅行中，身心崩溃的纯如患上了郁症，曾一度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她一直承受着抑郁症的折磨。许多学者认为，从《南京行》到她新近写作的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这些内容也与张纯如的病因不无关联。在《南京暴行》的写作过程中，纯如就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也有人说，对人类的绝望是纯如自杀的主要原因。张纯如曾说，写作使得她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人性中扭曲的东西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读过她的书，许多读者会对人类的兽性和丑恶，产生愤怒与绝望。作为作者，纯如是在长期忍受这种愤怒而又绝望的煎，她的忧郁症也许早已埋下了根苗。
纯如辞世后，她的出版经纪人苏姗·拉比纳说：“我和她经常通话，最近她告诉我，她无法继续完成这写作计划了。很显然，她感到很悲伤。”纯如的丈夫道格拉斯也认为，是工作害了她。她多年来调查日军二战时期的暴行，从《南京暴行》到她近来准备写的新书，接触的全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一个个悲惨故事反反复复地让她陷入痛苦深渊，加上艰苦的采访和写作，最终导致她崩溃。道格拉斯还说，纯如是工作狂，工作异常投入，“她总是把自己推向极限，经工作到累倒为止。”张纯如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她每天下午5时起床，晚上等丈夫睡觉后开始写作，直到丈夫早上8时上班，她才去睡觉。这样，她可确保写作时的投入，不受任何外界影响。2004年8月，张纯如飞往肯塔基州采访，但一抵目的地就病倒了，住院治疗三天后飞回旧金山。工作不顺让她很沮丧，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但她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又埋头整理写作材料。此后，张纯如精神状态时好时坏，9月就有过一次自的苗头。到了10月，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恶化，无法照顾幼子，夫妇俩将儿子送到伊利诺伊州的外公外婆家照看。但是，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纯如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要求家人记住她生病前的样子，她说：“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遗体葬在加州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家，人权斗士。”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最好的帮助
作者：吴淡如
静瑜是一个热心的社工。某一年，她负责帮助6位曾受过暴力伤害的小朋友，让他们不再自闭，重新恢复交朋友、接触人群的能力。
在她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她决定办一个烤肉大会，邀请社区里的某个教会团体的小朋友联欢。
本以为自己已经跟小朋友们“说”好了，这30位小客人都是很友善、很有礼貌的，他们也要尽到主人待客的责任，但当30位小朋友“冲”进来的时候，这6位小主人还是躲在房子的角落，像一群受惊吓的小鸡。
不管静瑜怎么劝，这6只颤抖的“小鸡”还是没有办法主动和别人交谈。
她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办法：“以前都是我弄东西给你们吃，现在老师也累了，希望能够吃几片烤肉，有没有人愿意烤给我吃呢？”
这6位小朋友竟然马上答应了；很迅速地开始烤肉给老师吃，接着又烤给其他的社工叔叔阿姨吃。做上了瘾之后，他们很自然地与所有的小客人分工合作，在完全没有被勉强的情况下，其乐融融地开始交起朋友来。
静瑜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请求，竟然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平日，都是她在担任给予者的角色，她感受到了“施比受更有福”。但让她惊讶的是，一直受帮助的小朋友，从给予中才会得到真正的自信。
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永远受到帮助的人。
我也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温馨的小消息：有个老师一改传统，让班上每个小朋友都有机会当“长”，反而让大家感情更好、成绩更进步，也更喜欢到学校上课了。
如果学生很懂事，就让他当“董事长”，
如果他负责关锁教室门窗，就是“所长”。
愿意倒垃圾，就是“社长”。
只要能够赢过自己，就是“营长”。
这种论功行赏的方式很新颖，也很让人感动。
荣誉感不必从恶性竞争中获得，负小小责任就能得到。
这也让我思考到：有时，我们过度热心地扛起所有责任，反而让自己所爱的人失去功能。扛起所有责任，久了就累了疲了，不想再做那么多，却会让失能的人反过来责怪我们：“为什么你变了”或“原来你以前都是骗我的”。
难怪我认识的一位女性主义者有句名言：“当一个女人沾沾自喜地说，如果男人没有她，连内衣裤都找不到的时候，其实是两人关系最危险的时候。”
在关爱与信赖的前提下，让我们所爱的人不要失去自我负责的功能，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300美元的价值
作者：＇美＇贝蒂·扬斯 邓笛 编译
阿伦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但是，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与他呆在一起太长的时间，因为此公是一个郁闷的人，如果每次与他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我也会变得闷闷不乐。
阿伦过日子精打细算，就像他现在或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面临财政崩溃一样。他从来不随便扔东西，在闲暇时也从未放松过。他不送礼，不消费，似乎不知道生活有“享受”这回事。
他生日那天，我同往年一样，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生日快乐，阿伦。”我说。
“人到50岁还有什么可快乐的？”他冷冷地答道，“如果花在人寿保险上的钱又要涨了，我可能更快乐一些。”
我习惯了他的性格，所以仍然兴致勃勃地与他说了些话，最后提出请他出去吃饭。他虽然不太情愿，但还算给我面子，答应前往。
吃饭的地点在一家环境幽雅的意大利餐厅。我点了蛋糕，在上面插上蜡烛，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