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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起头来，打量这个猛然打动了我的老人。他其貌不扬，甚至是寒酸的，摊开的双手老茧重重。老人叹口气说：“ 小的时候家里穷啊，要不是别人帮我，我肯定活不到现在。人帮人是天经地义的，古人都说，投以桃李报以琼瑶。”
为了保险，我拨通了那家报社的电话，那边不仅知道老人的大名，还说，他每月都要寄钱来，他们对他非常感激。
老人每月的退休金只有500元，但那天他寄出的钱却是300元！我有些震惊，300块对我而言无所谓，一篇小稿子而已，可对老人几乎是倾其所有。老人说，下个月我还要寄，让她们祖孙俩起码能吃上饭。
不知为什么，我的眼角有些湿润，如果不是亲手填写这张汇款单，我真难相信一个也刚刚吃饱的人，正在把钱寄往一个更穷的地方。那一刻，我的心隐隐不安。一个买瓶CD香水就要花上千儿八百的女人，是越来越爱自己了，却对他人越来越铁石心肠。
那天，我领取的稿费将近2000，也要了一张汇款单，写了同一个地址，寄去了一点儿钱。老人非常感动，使劲儿地说，姑娘，我替她们祖孙谢谢你！
我连忙摇头，哪里用他替陌生人感谢我？我才要感谢他，那种本真的善良，唤醒了我心中一度遗忘的东西。这个社会有时是冷漠的，是斤斤计较利益的，但只要你敢爱，敢于信任，它就会是热情的，柔软的。
和老人告别后，我的心头别样的温暖。外面春风乍起，心里的春天也悄悄来了，我想起三毛的一首老歌《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用它来种什么，用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
很年少的时候就听过，一直不明白，春风怎么可以种？
但那天我在风中走着，终于知道，春风是可以种的。只要在心里播下爱的种子，它就会悄悄发芽，绿意摇曳，让你的心田吹拂起温暖的春风……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22期
自行车后座上的婚礼
作者：邱长海
三叔从老家来省城帮儿子筹备国庆节举行的婚礼，看着儿子为找不到加长林肯或凯迪拉克做婚车而唉声叹气，他一次次欲言又止。这一晚，皓月当空，父子对饮。
1981年，鲁南山区，大豆高梁在田野里漂香。三叔的爹，我的爷爷忙着张罗第三个儿子的婚事。那时候，爷爷当了村主任，最后一个儿子的婚礼当然要办得风风光光。这天一擦黑，爷爷就提着两瓶兰陵大曲，揣着两盒孔府烟跑了十多里的山路，摸到前进村村主任何大把式家里。前进村原来叫水洼洼庄，改革开放后靠养鱼致了富，改名前进村，去年买了台手扶拖拉机，更是闻名方圆几十里。爷爷刚开口，就被对方堵了回来。国庆节日子旺，拖拉机早被乡长的公子结婚定下了。“要不，你把它推走？”何大把式指着墙根的一辆独轮车说，“咱也就配这档次。”爷爷脸一红，二话没说，拎起桌上的两瓶酒抬腿就走。
爷爷到家时，两瓶酒只剩下半瓶。老人家把三儿子招呼过来父子对饮，那晚，皓月当空。
1953年秋天，爷爷娶奶奶的时候，换了身干净衣服空着手就进了岳母家的门，回来时，他手里就多了新媳妇的一只手。三十多里山路，奶奶的小脚实在走不动了，爷爷就向路边收庄稼的老乡借了辆独轮车，一边是黄澄澄的玉米，一边是腮上红扑扑的奶奶。车子“吱呀吱呀”唱了一路，像是最浪漫的婚礼进行曲，引着他们踏上了幸福生活之旅。
爷爷说这些时，一脸的甜蜜，听得三叔眼里潮潮的。
第二天的正午时分，爷爷满身大汗进了家门。院子里多了一辆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那时候，大金鹿还是个希罕东西，不亚于今天谁家买了辆小轿车。全村人都羡慕的不行，就连母亲，二婶也看得眼睛放光，据说回家后闹了好几天。
眼看婚期将近，三叔抓紧时间练车。于是，早晨下地前或者傍晚回家后，村里人就看见三叔在村西得麦场里卖力地演练——对他来说，将要驮回的岂止是新媳妇，更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啊！
因为有了这辆自行车，就好像一桌酒席上有了鲍鱼，一家人顿时多了底气；因为有了这辆自行车，就好似一场演出来了名角儿，全村的人们都盼着好戏开演。
万众瞩目的日子终于来了。大金鹿前把上的大红花与三叔年轻的笑脸相映生辉。
三叔潇洒地跨上自行车，昂首挺胸上了路。身后是一支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三叔第一次看到属于自己的新媳妇——他们是媒妁之言，这之前，两人只在邻村的露天电影场见过一面，却从来没有说过话。
三婶在村里小姐妹们羡慕的目光中坐上三叔的自行车后座，一时间，唢呐叫得欢。在我们鲁南老家，新郎接新娘又很多规矩，其中一条就是：新娘不说话，新郎不回头。人逢喜事精神爽，秋风得意车轮急，三叔脚底生风，很快就把送亲的队伍甩在后边，三婶也不能说话。
三婶娘家到三叔家的路上有一段上坡路，三婶心疼累得满头大汗的三叔，就跳下了自行车，帮忙推了一把。上了坡，三叔不能回头看，根本不知道三婶下了车，也不知道她还没坐上来，就骑着空车走了。直到进了村，才发现坏了，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掉头回去找新媳妇。
新媳妇根本没有回娘家——她哪里丢得起这个人哪！大家找来找去，终于在那段上坡路边还没收割的玉米地里找到了正生闷气的三婶。
当然，婚礼照常举行，乡亲们喜酒照喝，只不过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佳话。
三叔说这些时，一脸的幸福，听得儿子心里酸酸的。
三叔的儿子把父母的故事说给未婚妻听，她听得泪光闪烁，一脸的神往。恰好他们看到报纸上登着一家婚庆公司推出了自行车婚礼的消息。两人眼前一亮，手牵手走进那家婚庆公司，就像父辈一样，他们打算在这座城市里，举行一个万种瞩目的自行车后座上的婚礼。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独轮车，自行车上的婚礼带给我们的幸福感，是林肯，凯迪拉带不来的。
亲爱的，除了从父母那里得到生命以外，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阳光老师”
作者：朱树元
我曾经在一所颇有规模的、新兴的民办学校实习，认识了一位“阳光老师”。
他是澳大利亚人，大个子，五十来岁的样子，秃顶；他性格特别开朗，言谈举止活像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叫桑尼（SUNNY，中文译为“阳光灿烂的”）。基于以上两点，我们都叫他“阳光老师”。
我没事时总是去听“阳光老师”的课，在我看来，他的课堂严格地讲不能称之为课堂，因为在我上学时，我们在课堂上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胆战心惊的。在他的课堂上，孩子们如一群快乐的麻雀，唧唧喳喳，七嘴八舌，想啥就说啥；孩子们坐得东倒西歪，自由自在，甚至有人走动互相探讨。“阳光老师”自己呢，一进教室，就脱掉长外套，随意地挂在讲台边；他有时一抬屁股，竟然坐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手舞足蹈。他虽然带了课本，却很少打开，他的课堂，几乎等同于聊天室。他从不呵斥任何孩子，他挂在嘴边的多是温和真诚的纠正和热情的鼓励。
我问他，这样是不是太放纵孩子们了？这样孩子们能学到东西吗？他说，如果孩子们上课时连身心都不能放松，他们的思想怎么能够放飞？他们的智慧和灵感怎么能够激发？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如何学好它？学它有什么作用？那就是，大胆地、毫无顾忌地开口，说，表达，交流，哪怕是说错了，哪怕是离题万里。我同意他的看法，因为，一个正常的婴儿在牙牙学语时，他总是错误百出，令人忍唆不禁，但他终究会变得伶俐起来。
“阳光老师”组织的考试与众不同，他的考试叫做“三六一”：英语笔试成绩占百分之三十，而且笔试题目都比较简单；师生聊天，也就是听力和口语，占百分之六十；还有百分之十是取决于学生是否“阳光”，如是否开朗、是否诚信、是否善于主动思考、提出稀奇古怪、刁钻刻薄的问题等等。在这种考试模式下，孩子们往往都会取得令人较为满意的成绩。孩子们都非常喜欢“阳光老师”，见是“阳光老师”的课，个个高兴得眉飞色舞。
我实习期满就离开了这所学校，“阳光老师”把他的电子邮箱留给了我。一次，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班上的两个学生，在全省英语口语电视大赛中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我真替他高兴。
暑假里，我兴致勃勃地来拜访“阳光老师”，却异常惊讶地获悉，他已经回国了。我给他发了封信，他很快就回了。他说他被中国的家长们“弹劾”了，家长们说，他的教学风格，只会导致学生们不懂规矩，在考试中吃亏；他说，他不会再回中国了，因为中国的家长和学校不需要他这样“松松垮垮”的老师；因为中国的教育不需要“阳光”，只需要分数。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3期）
爱是一种支撑
作者：林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逃难的人流中，一位母亲带着她3岁的孩子，随着人流向远方走去。
这位母亲把最后的一点干粮磨碎，喂给孩子吃，看着孩子瘦弱的小脸，禁不住落下泪来。她知道，自己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半个月的饥寒交迫，令她的身子极为虚弱。她怕自己支撑不住，最后孩子也无法活命。想来想去，这位母亲抱着孩子走到一位逃难的人面前。这个人，是她家以前的邻居，是个医生，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