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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留在通讯密码学校的要求，而是接受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建议，他先来到五处
（德国处），后又调到一处（政治情报处）工作。
为保卫库尔斯克高地，红军把自己几乎百分之四十有生力量的技术装备都投向
那里。虽然军事情报有误，可红军还是打赢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以“在库尔斯克
摧毁苏军”，对希特勒来说，是补偿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最后一线希望。1943年8 月，
苏联最高副总指挥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发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正确地预测了
军事形势：德军在从北向南夺取库尔斯克高地的同时，还有可能从西实施打击，以
便把保卫高地的两个红军集群隔离开来。当时，连斯大林和大本营也不清楚法西斯
开始进攻的准确日期， 因为希特勒经常改变主意。日期从开始定的5月3日改到了6
月12日， 后来又改到7月3日，最后定在7 月5日。应该说，来自英国的情报（既有
官方通过英国军事委员会的，也有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间谍搞到的），对
保证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
之后，苏联军事侦察在情报收集和加工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库尔斯克战役之前和战役之中，斯大林和大本营最重要的
情报源是瑞士的吕西小组。无疑，吕西（鲁道夫·廖斯勒）直到1944年春被捕前，
一直为苏联提供重要的战役情报。1944年2 月22日，情报总局的领导曾用无线电发
送了一则指示：“请向吕西转达我们的谢意，小组工作出色，最近提供的一个情报
非常重要、价值很高。”情报总局经常告知廖斯勒的雇员（情报总局并不知道其名
字），他会收到索要的报酬。1943年11月，情报总局发出电报：“请以我们的名义
转告吕西，说我们将按其要求付给小组工作报酬。我们会对他们的情报作出相应的
答谢。”然而，现在一切真相大白，吕西从未发过有关库尔斯克的重要情报。而且
吕西最重要的情报源——维特还犯了几个错误。比如，6 月23日，正是他推断，鉴
于红军力量日益增强，“堡垒’”战役将被取消。
苏联军事侦察在1943年春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截听质量的提高。从战争一开
始，国外局五处的研究部门，当然还有情报总局的密码员们就熬费苦心地对机器密
码“谜语”展开了破译研究。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德国陆军、海军、空军和
其他组织——所有部门都在利用“谜语”编制各自的密码，以适应不同的目的以及
不同的地方的需要。从1941年开始，德国人在工作中同时使用的密钥不下50个，而
且它们还每天都在变化。这样一来，即使对机器密码解密之后，如果又搞到的截获
材料具有战役意义，也还需要迅速地找到新的密钥。在英国布列奇利园，除了继续
进行波兰专家早先的工作外，他们还破译了从1940年一1942年“谜语”的各种不同
的密码，并制订出了判定每日密钥的方法。这大概就是战时情报机构的一大贡献吧。
内务人民委员部从克思克罗斯、朗、布兰特、菲尔比等处获知了这一成功的消息。
不能否认他们搞到的几台“谜语”码机和密码材料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研究工作
助了一臂之力。这事大概发生在1941年12月，那时，德国第二集团军丢失了几台密
码机。当然，大部分机器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缴获的。
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中至少有26台“谜语”密码机，在被围的情况下全部销
毁它们是不可能的。至少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正在接收总部密电时，俄国人就
已跨进了门坎。其余的“谜语”机可能是在消灭企图突破包围的德军六个师时缴获
的。一些主要密钥肯定也落人了红军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91000 名斯大林格
勒战役的俘虏中，有发报员和译码员，他们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抵御住向苏联情报机
构提供帮助的“坚持不懈的建议”。
1943年1 月17日，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通讯局就得出结论：一些事
实“雄辩’”地证明俄国人已破译出了“谜语”的密码。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系
列完善措施用来保护自己的密码。德国人还使用不带配电板的密码机，这些机器可
在苏联进攻时，具有更大的机动性，适应性以及抗打击性。
1943年春，苏联情报截获和破译机构对德国的密码技术予以重创，但这次打击
的对象不是高尖密码，而是一些基础电码。他们主要致力于发现、分析无线电通讯
内容，破译普通手动电码，而不是像“谜语”那样的高密电码。战争初期，由于发
报员损失较多，所以军事截获收效甚微。1942年末，大本营决定成立特别无线电营，
这被苏联历史学家称为“红军在无线电电子战中质的飞跃”。苏联历史学家不打算
打开无线电截听这块禁区，只是在无线电干扰和伪情报战中谈论这些特别无线电营
的作用。当时每个营都装备有18－20台接收机和4个探向器。
虽然负有特殊使命的无线电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末期才成立，但它们在库尔斯
克战役中却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人截获的苏联第一坦克集团军的情报表明，苏联
截听机构在进攻前就发现了德国总部、坦克第二军以及坦克第六、第十一师的所在
位置。而从其他截获的文件中也不难发现，德军坦克第七师师部、第十三军和坦克
第二集团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苏联无线电截听机构的前线部门工作得也十分出色。在德军进攻初期，位于库
尔斯克高地以北的苏联坦克第四十六军和以南的坦克第四十八军，就拥有战术上的
优势。德军的一些通讯军官丝毫不怀疑这是无线电截听对俄国人的成功起了相当重
要的作用。他们指出，德军无线电工作纪律的松懈是导致“堡垒”战役失败的原因
之一。虽然，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隐密性有所提高，但也
比德军好不了太多、所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无线电截听大概成了双方战役情报
的最宝贵来源。
除了无线电截听，苏联还采用了其他搜集情报的方法。空中侦察就是成功的例
子，虽然在西部战线由于无线电截听的运用，空中侦察的作用退居到了第二位。库
尔斯克战线前夕，苏军进行了约6000次侦察飞行。在德军进攻前的三个月内，中央
战线和沃罗涅日战线的部队进行了105 次战斗侦察，2600多次夜间偷袭和1500次埋
伏，在这些行动中被俘的187 名德国士兵是重要的情报来源。根据7月5日夜捉到的
开小差士兵和“舌头”供认，第二天一早德军开始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前，一
种更为灵活的适于前线指挥官的系统取代了直到1942年还在运转的、以情报作为保
障的中央统一系统，前线指挥官可以直接从前线情报处获取战役情报。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军队便开始发起接连不断的进攻，直到1945年5 月，
朱可夫元帅在柏林接受纳粹投降为止。依靠四倍于敌人的有生力量，大量的英、美
装备和不断增长的空中优势，苏联红军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其攻势锐不可挡。
而支持这两年旺盛攻势的战役情报不仅是大本营、情报总局和前线指挥官努力的结
果，内务人民委员部也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据苏联最新统计数字，内务人民委
员部在战时计有53个师和28个旅（不包括许多独立部队和边防军）共有75万人。他
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军人临阵脱逃，并对“不可靠民族”进行围剿行动。许多小民
族的人民——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拨朝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人，卡
尔梅克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都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大规模屠杀和强
行移民的牺牲品。斯大林本想将乌克兰人也列为移民之列，但同时又无奈地抱怨说，
他们的人太多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红军胜利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领导了游击运动。战时内务人
民委员部游击运动局由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领导（战后他
当上了“专事国外谋杀的特别行动局”局长）。“虽然他的名声不是特别显赫，但
苏多普拉托夫的行为、优雅的举止和音量不高却使人信任的话语，这一切都使人觉
得他是个举足轻重、有知识教养的人；他很懂得平易近人的价值，因为他知道，只
有那些少数的当政者才可以对此无所顾忌、肆意妄为。”——叛逃者尼古拉·霍赫
洛夫这样写道。苏多普托夫的副手。少将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戈在西
班牙内战时以“科托夫”的化名在佛朗哥后方领导游击斗争，并为此在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间谍中名声颇响，同时他作为刺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还进入了克格勃第一
总局的纪念室。
游击队员在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中的作用，往往被官僚主义的混乱所搅和，以
致后来出现了许多传说和神话。人们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是在德军敌后最著名
的游击队员之一（他的肖像就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里） 。1943年4月，他
假冒德军中尉进人到在乌克兰的一个德军军官埃利赫·科赫的办公室。他本应刺杀
科赫，但这个德国军官却开始谈论起“堡垒战役”——德军即将对库尔斯克高地发
起的进攻。库兹涅佐夫于是决定不杀科赫，而是把德军战役计划直接发往了莫斯科。
这段故事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正如特里莫季·马利甘博士指出的那样。科赫
并不掌握即将发起进攻的确切材料，尤其是他根本不知道确切的曰期，因为连希特
勒本人也尚未作出决定。在不久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游击队员的情报活动
评价不高，它指出了一系列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