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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和埃特尔·罗森堡，后来两人先后被捕。1950年破译了一份1944年的情报，里
面讲一名间谍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助手。后又有证据表明这个间谍就是埃特尔·
罗森堡的兄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此人1950年认罪，供出了朱里乌斯和罗森堡。在
审讯过程中格林格拉斯谈到，罗森堡曾向他炫耀，自己领导着一个苏联间谍网，不
仅提供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有其他科技情报，包括有关卫星研究的原始材料。
同英国那两个原子间谍南·梅伊和福克斯不同，罗森堡兄弟解绝对能言善辩，
有时甚至能令人信服地辩解说自己与间谍活动无关。 1951年4月，他俩被判死刑，
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例死刑案。 1953年6月19日，在长达两年的毫无结果的
上诉之后。他俩先后在纽约辛格监狱的电椅上被处死。埃特尔在最后一封给自己律
师的信中写道：“我们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牺牲品。爱您的埃特尔。”面对死
亡兄弟俩视死如归。他们的兄弟之情和对自己两个儿子的爱，使对他们判处死刑者
显得恐怖而卑鄙，也使世界舆论都深信审判有误。每次接通电流，从行刑室里传出
的肉体烧焦及排泄物的恶臭使得在场的40名记者、狱吏和其他目击者恶心欲吐。甚
至在放电功率达到2000瓦时埃特尔还表现出活着的迹象，只好又两次接通电源。
罗森堡兄弟宣传着他们理想主义的信仰，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确切说是他们
神话般想像出的那个国度，是全人类的希望；至今仍鼓舞着它在西方的天真的信徒，
尽管斯大林那一套有些可怕。埃特尔和朱里乌斯都是心地真诚而勇敢的苏联情报人
员，他们认为为自己事业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守口如瓶、视死如归。在他们被处
死之后，克格勃还采取“积极行动”使人们相信，他俩成了反共势力迫害持不同政
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但是克格勃的任何“积极行动”。都不及迫害异端的头目约瑟夫·马卡尔金议
员的所作所为更能说明问题。1950年2月9日，他宣称自己掌握了205 名在国务院工
作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而他对“红色瘟疫”进行的大征讨使
全世界开始怀疑，苏联情报机关是否真的在向他的“主要对手”发动进攻。
对罗森堡兄弟罪行的怀疑还表现在，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大西洋两岸的法庭上
均绝口不提“维诺纳”。直到1980年真相才被披露出来。但即便此时英美两国还是
拒绝公开承认有过“维诺纳”。
冷战初期及由“维诺纳”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正值苏联情报机构内部一片混乱之
时。混乱的起因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争权夺利。此外，1947年美国成立了中央情报
局，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间碟头目，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和苏联
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分别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报告，这些
报告斯大林本人和政治局都仔细研究过。
正如1947年2 月提交国会审议的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那样，中央情报局的主要
任务就是整理、分析不同渠道得来的情报资料。尽管这一目的并未实现，莫洛托夫
还是令人信服地证明：军方和政府两个侦察机构的合并，使美国人对苏联情报系统
拥有了巨大优势。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把国家安全部的国外局和情报
总局合二为一。在斯大林眼里，莫洛托夫的建议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削弱了
拉夫连季·贝利亚在安全机构中的影响，因为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正是贝利亚的
心腹阿巴库莫夫。1947年秋，国家安全部国外局和情报总局合并为一个对外情报组
织，即情报委员会。
尽管情报委员会名义上直属部长会议，但任命莫洛托夫作它的首任主席，却使
外交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境外情报工作领导权。莫洛托夫极力巩固对外交部的控制，
任命驻几个大国的大使为合法的间谍总头目， 赋予他们领导军（前情报总局） 政
（前国家安全部）侦察的权力。后来叛逃的间谍伊利亚·吉尔科罗夫非常气恼，提
意见说：“改组导致严重的混乱，间谍头目们是职业情报人员，而那些大使们对侦
察工作及其方法只具备一些模糊而肤浅的认识，因此为了避免向这些人汇报自己的
工作，情报人员不得不绞尽脑汁。”更有甚者，有些外交官直接插手情报工作，首
当其冲的是亚历山大·帕纽什金（1947——1951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他曾积极参
与对“主要对手”的秘密战争）。格里戈里·多尔宾（1946—1948）因精神失常而
被调离，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吉·索科洛夫（1948－1949）因不能胜任工作也遭同样
命运。在这一段混乱之后的一年中，帕纽什金得心应手地亲自领导了情报工作。新
上任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弗拉德金（1950～1954）则一
直回避同帕纽什金发生冲突，也不愿同总部既翻。后来帕纽什金曾主持部长会议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工作。
1947年至1949年间，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出任情报委员常务副主席，
战争刚结束此人便接替菲京当上了国外局局长。和菲京一样，费多托夫在总部享有
高级知识分子的声誉。吉尔科罗夫描述他与众不同的是从不轻视他人的意见。若有
人同他的意见相左，他也不发号施令而是设法说服对方。另外一名克格勃叛逃者尤
里·诺克科持相反意见，他认为费多托夫的灵活性多多少少是由于他的优柔寡断，
尤里回忆说费多托夫每次做出决断之前，手头总是拿着好几个月的材料。为了整齐
划一，情报委员会极力使情报机构按情报机构的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部
五局的驻外部（主管加密和破译工作）同情报总局中的相应机构合并为一个情报委
员会第七局，由过去国家安全部五局的头目阿列克谢·谢科尔金上校挂帅。然而从
情报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其内部就显得不够稳定，几乎所有的局都由原国外局的人主
持工作。可想而知，总参谋部不免开始抱怨，军事侦察成了打下手的工作。1948年
夏天，国防部部长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尔加宁经过与莫洛托夫旷日持久的
争执，终于把领导军事情报工作的头目全部退回国外局。阿巴库莫夫在贝利亚帮助
下开始了旨在恢复自己对情报委员会残局控制的长期斗争。1948年底，各人民民主
国家的顾问处都撤回到国家安全部。俄罗斯移民局和苏联海外侨民协会的官员们情
形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情报委员会仍然控制着大部分间谍行动及情报破译工作、
直到1951年它被解散而重新启用国家安全部。
1949年，莫洛托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丢了官，接替他外交部长及情报委
员会主席职位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此人曾是一名严厉的检察员。1943年，他
是莫洛托夫约第一任副手。维辛斯基自己也承认，他的领导方法就是让手下人始终
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他的下一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说：
“他把助手叫去谈话总是以怨气冲天的责难开始，或者干脆是当面污辱。甚至
同大使、公使们讲话也用这种口吻，他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他更像贝利亚。”
早在30年代他就开始狂热地崇拜贝利亚。葛罗米柯认为，这一点即使是在他同
贝利亚通电话时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听是贝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一下子便跳了
起来。谈话本身亦值得注意。整个过程他都躬着背，像是奴才见了主子一样。”维
辛斯基在任期间，贝利亚的影响急剧扩大。样子深沉有时不够果断的费多托夫，丢
掉了情报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的职务，仅保住了副主席的职位。他原来的位子被更强
硬更果断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占据，此人二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内务人
民委员部部长，1946－1949年任安全部部长。好像萨夫琴科对外交部长汇报工作与
对贝利亚是有区别的。维辛斯基很少插手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在他的位子上后来又
来了两名稍年长一些的外交部领导，先是维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然后
是瓦列里安一位林。所有迹象表明，他们都只是些尸位素餐的官僚而已，并没有什
么大的建树。
尽管战后苏联的一部分谍报网被破坏，在莫斯科总部也发生了组织混乱，但在
冷战初期的情报大战中苏联基本上还占有绝对优势。当时苏联保住了在西方的间谍
力量，而西方在莫斯科却是一无所有。为了建立战后首批谍报网，英国情报处、美
国的中央情报局先后把希望寄予通过反斯大林制度的游击队打人苏联内部。他们企
图穿过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土耳其的国境线进人苏联，但都破产了。20年代的“托拉
斯” 假情报战曾使西方情报组织落入精心设置的陷价中， 这次苏联又如法炮制。
1953年，尤里·诺先科到国家安全部从事假情报战的第二总局工作，他首先去了卢
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总部，那里除了挂有捷尔任斯基的画像，还陈列大量有关“托
拉斯”行动的历史实物（好像献给“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圣餐一样），摆放着一
些无线电及其他设备（打入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乌克兰及其他的邻国的情报人员
曾用过这些东西）。
加利·卡尔战后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负责北欧工作。早在战前他就领导过赫尔
辛基的基地，大战期间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过。他认为波罗的海三国是情报机构进
行渗透的最理想对象，因为在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才刚刚恢
复了由于1941年德国人人侵而一度中断的恐怖统治。对德战争结束前不久，加利把
无线电设备转给另外两名情报人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