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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会报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又发表一篇题为《面对悔悟记录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千叶县的一位原宪兵：“在当前全国宪友会同心协力把对原宪兵的正确评价传给后世的活动中，绝对不能允许一个鲁莽的宪友使宪友会的活动泡汤。”
土屋本人还收到了一篇约有四五千字的长文章《宪兵科同期生对反叛祖国的宪友的公开质问信》。署名者都是昭和六年一起在关东宪兵队旅顺教习所学习的同期生，文中同样不容分辩地指责他为“洗脑”、“日本共产党员”。其言辞之粗暴，用心之狠毒，使他感到字里行间隐隐有溅出血肉的皮鞭在飞，有挪动在地的铁镣在响……
这位当初在中国的土地上被称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国的土地上屡屡被警方监视、跟踪。
从1956年7月到1984年，已经近五十年过去了，可土屋芳雄的一个强烈感觉是——
尽管和平了，但日本并没有改变。只是外表好起来了，其他和过去大抵一样，变化了只是自己。
“旅行之中无耻辱”（3）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里指出，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忠”、“义”等伦理思想，他们却没有接纳“仁”这一观念。
这样说可能绝对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标也只是建立在藩国或团体的利益取舍上。少有超出这利益取舍的“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的理性区分，更遑论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很长一段时间像打麻将一样得心应手的“落后”与“进步”、“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动”的政治鉴定。
在日本，“忠”、“义”有着普遍突出的意义，它们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条律令。
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义”。
在冲绳有一座知名的“姬百合之塔”，为着纪念“二战”中集体自杀的100名平民女子而建。每日前来的凭吊者络绎不绝，导游的介绍无比虔诚，人们亦像进入庄严的庙殿，不过是把一束束的鲜花当成了香火，又双手合十，眼睛微闭，默默地祈祷……
按中国人的看法，这100名女子为“不义”之战而死，形同炮灰，轻于鸿毛，没有什么值得敬拜的。可在多数日本人心里，“义”不“义”战另说，就算是不“义”之战，但不管是什么人，干了多么不好的事，只要为日本与天皇“体面地一死”，他们就已经与人间的是非无碍，飘飘欲仙，上天成“神”，而成为后人祭拜的对象。
“仁”则仅仅是在藩国或团体内部的一个价值标准，是日本人上班必带出门、远行却不必带上的一张出勤卡。换句话说，当大“仁”与小“仁”一致时，如祈愿和平，这个民族比谁都快地爬墙上竿，声高浪大，俨然和平是一块绿宝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三百年；一旦大“仁”不合于小“仁”时，如反思“二战”罪责，这个民族便临阵逃脱，又搔首弄姿，仿佛与当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来，是它纯洁、烂漫得像个花季少女……
在日本，“忠”、“义”的要义还有——
不但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高于个人生命，它们的荣辱毁誉也重于泰山。众多日本人决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责，更为着洗刷耻辱保全名誉。对名誉的极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点，它却未能导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罪恶感”。
大和民族的罪恶感，与它的“仁”的观念一样，都是关起门来使用的，即辜负或背叛了自己所属的藩国或团体的信赖才会产生罪感；当想到自己的行为对所辜负或背叛的集团以及他人带来了麻烦时，才会产生罪感，并因此要向对方谢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门外，这名誉的敏感器便顿时失灵了，如日本有一句谚语所说“旅行之中无耻辱”，这即是说：
当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可以不受原来道德规则的约束。没有熟悉的旁观者也就没有了耻辱感，对圈子以外的人即便做出违反常规的事也不会有罪恶感……当前一些日本人因害怕背上“残忍民族”的标签而拒不承认战争的罪过，不能不说也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反映。 （尚会鹏 著 《中国人与日本人》）
日本人理性的薄弱，使得列岛上不乏如是的人物——一个鹤发红颜、手脚勤快、精通园艺的老翁，过去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一个慈眉善目、热情可掬、衣服上发现了一点尘灰竟像在身上看到了一个弹洞一样惊讶的老妪，却是当年丈夫暴行最坚定的支持者。余杰先生出访日本时便有这样的经历：“这个老兵的妻子，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静静地在旁边给我们张罗点心和茶水，她对丈夫诉说的一切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我们微笑，像是我的外婆。她还特意指出一种可口的糕点，并让我们每人带一个走……”（ 余 杰 著 《暧昧的邻居》）
人性如此之大分裂，两极如此之遥远，在其他国家多数的情况是，要不他们出自于精神病院，要不他们出自演技一流的剧院。在日本，他们却是泰然自若的，对此社会也是泰然自若的，没有谁会觉得奇怪与不安。
日本人的理性薄弱，对本民族的社会进程而言，恐似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若不是是非观念不强，实用主义盛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而像中国人那样上千年来经卷压身，理学滞重，以后又意识形态满咀，人人都是批判家，孩子也有一双火眼金睛，在一块薄地上偏要区分出“社会主义的苗”与“资本主义的草”来，日本就不可能在东方最早实现近代化，最先达到现代化；
另一方面，因为是非观念不强，窥时善变，除了总让亚洲各国忐忑不安，在世界地平线上屡有“经济动物”之称，在国内，国民的这一心理特点也容易为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所利用。靖国神社大概就是这样的例子，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来这里祭奠战争中失去的亲人，一些右翼团体却在此凭吊战争罪犯的亡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政府的一些有右翼思想的高官也来这里参拜。当亚洲国家及国内频频出现反对声音时，老百姓与传统就成了挡箭牌，声称这是“尊重民众的习惯”。
第九章 慎说“友好”
黄世仁追债（4）
此后不到两年，中国天翻地覆、江山易主。天安门城楼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此前不久，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为了打赢这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美国极力张罗将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在邀请北京、台湾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美苏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随即就驴下坡，满脸波诡云谲，提出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应由日本去决定”。
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此后，吉田政府以考虑为由，一直在对华赔偿问题上蓄意拖延，企图搁浅。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的回答是：“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
冈崎胜男的一番话，更让蒋介石心惊肉跳，如坐针毡。这话的潜台词，傻瓜也能听得出来：你若不放弃赔偿，我就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你台湾政府。
倘若说在这之前，蒋介石还有些黄世仁追帐不依不饶的勇气，但自“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湾，在他的铁血手腕下，至少枪决了三千人，拘禁了八千人，总刑期超过一万年，风雨飘摇的局势才获初步扭转。此时，国民党政权太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了，尤其需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倘若日本真一头扎向了五星红旗，岂不是讨债不成，反烧掉了自家的后院？
日本人的敲诈成功了，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台湾当局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份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日本对此仍坚决反对，仿佛是日本人在中国作战是可以的，日本人要在中国干活是不可以的，而且，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日本多次提出由它起草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在谈判中台湾本打算据理力争，以中方草案为底线，绝不再作让步。岂料1952年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国会批准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不久又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