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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绝灭生活意旨，绝对否定自我，进入一种绝对空无的境界。叔氏对印度哲学，佛教思想，推崇备至，视为无上崇高之妙理，故其人生观，实乃不脱佛教涅梁论的窠臼。
三、改良派
此乃是一种天真的进化论。他们认为自然的灾祸，人间的邪恶，均不难藉人类的努力、科学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加以消除。人生的境界，由于人类创造的冲动，不断追求，不断推进，可以日趋改进，而臻于至善。人类之痛苦烦恼，并非无法消除，人类只须抑制罪恶，向上迈进，自可谋社会之安宁，人类之乐利。倡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无由列举。例如詹姆士氏（WilliamJames），谓宇宙不是定命的，恶之存在，所以予人类道德意志一种除恶为善的推动的因素。绝对
的完美的世界，只是一种呆板的，不进步的，无生气的世界。人类倘使相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作其主宰，实在无啻毁灭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道德的责任，则所谓人生，将毫无意义。质言之，詹氏认为人类社会改进推动的因素，乃是人间的罪恶，而不是全知全能，至圣至善，万福之源，万善之因的上帝。循其说而演绎之，则人类不应信奉崇拜上帝，而反当歌颂赞美罪恶了！这诚为千古之怪论，魔鬼的邪说！
伍中国学者的人生观
中国学人的思想，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儒释道各教的窠臼；一方面深中了西洋近代思潮的流毒，所以他们的人生观，都不足为国人遵奉的圭臬。前者，可以现在所谓「人文教」的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和唐君毅先生为代表，可称为中国型；后者，可以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为代表，可称为西洋型。限于篇幅，兹略陈之。
一、西洋型
其一为当年胡适之先生所捧为人生观大论战的「押阵大将」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他领导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代表一种极端的唯物论；认为人生并没有什么灵魂和精神，只是一种机械的「质力的反应」。质言之，人类和动物，并无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必须「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的元素」，否认灵魂的存在。其次，为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所谓名满中外，望重仕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先生。胡氏的人生观，乃是自然主义的、无神主义的，实和吴稚晖先生异曲而同工。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行，皆是自然的」；「好生之德的主宰」只是一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他又「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和生一只狗，一只猫，有什么分别！」质言之，胡适之先生的「人生观」，根本不是「人生观」乃是「兽道观」！这乃无啻沦人类为禽兽！现在举国上下，正在协力反对不合天道人道的无神主义和唯物主义；而对于这位鼓吹无神的、唯物的「兽道观」的学者，竟惑于其在学术界之所谓声望，提议要为其建造铜像，正不能不为中国思想界叹惜。
二、中国型
这可以钱穆、唐君毅二氏为代表。钱唐二氏和吴胡二氏，立说异趣；他们反对唯物思想，强调天道人道，他们也谈上帝，灵魂，而且忧心世道人心，珍视宗教价值，表面看来，较诸吴胡，似胜一筹。惟是他们既标榜「人文教」，他们的境界，只限于人文，在他们心目中，自是「天道远，人道迩」。他们虽「风闻」有上帝，却没有「亲眼看见上帝」（伯四二5）。「他们虽然知道上
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一20一23）所以他们一方面把上帝视作平常，不必敬畏；一方面又以为上帝虚无渺茫，无从认识，因此也无从相信。于是把一位自有永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我们的「生命之主」，和「自然」，和「宇宙」，和「真如」，和「涅梁」，和「天」和「地」和「道」乃至和「己性」、「我心」，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使真活的上帝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哲学的名称。如果他们真信有上帝的话，他们的上帝乃是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所构成的概念。此皆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同有的偏差，因为他们的灵眼未开，未受天启；一切未从圣灵重生的自然人，自「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作者对二氏敬业乐道的精神，向所敬爱，余皈主以前，创办江南大学，且曾聘其分任教务长与院长，历年为其恒切祈祷，每至涕泪纵横，雅不欲对其所见，加以深论。兹仅就其著述，恭录数节，以见其对于人生了悟之境界。
钱穆先生论「人生之路向」说：「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也不偏向物，也不屹然中立。他们只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他们有一个远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乃是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因此儒家不走宗教的路，也不想建立一个上帝」（力生谨按：上帝乃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断不容被造物来把他「建立」，如果说「建立一个上帝」，那等于说作一个四方的圆形，乃是一个矛盾的名词），又说：「他们只说性善，说尽己之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里。」（力生谨按：《中庸》说：「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天命之谓性」。可见人若不知天「上帝」，便不能尽己之性。譬如一人，若无镜子，便不能照见其本相之丑恶与否。关于此理，余另有专书论列。）因此钱氏反对基督教，认为「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组织」，（力生谨按：上帝乃造物之主，非由人「安排」；基督教乃是上帝的启示，非由人「创立」，不是「世上的小学」；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人间的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也会向人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向前」！（力生谨按：上帝仅向罪人掩面，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六37」何谓「禁止人生向前」？上帝乃是人类生命福乐之源，他是我们的牧者，一生一世，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参看诗篇二十三篇，上帝乃生命之主，何至「吞噬人生」？）钱氏又论「人生目的和自由说」：「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甚至说：「自杀寻死，也是人的自由」，「你看电影也好，自杀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力生按：儒家主张「人皆有是非之心」，何以「不该有是非之分」？又谓「非礼勿视」，是则电影不可滥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自杀不是大德。钱氏所论，乃自反其所信的儒道，究将何以自解？）钱氏在上文中又说：「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望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上出发」；「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没有好的可挑，只好挑次好的，没有次好的，只好挑不好的。当其没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的。……人到了吃不饱、穿不暖……人类社会开始回复到自然人生境界线上去，到那时，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恶！还是一种人类自由的选择呀！」诚如钱论「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而不是伦理道德中的事；甚至以「人吃人，不算得恶」，则不仅与「饿死事小」，「明明德止于至善」的教训与道理，大相迳庭；而且摧毁了一切是非善恶之绝对标准，以及伦常礼义的崇高精神，而彼杀人「吃人」，残
民以逞者，也正大可援引钱氏之说，曲自辩护；而钱氏「自由选择」之说，将成为不择手段，为非作恶的护符！则钱氏对其自己所倡导的「人文教」，又将何以自圆其说呢，一言丧邦，可勿戒慎！
其次，唐君毅先生在其近著《哲学概论》第四部「人道论」中说：「在旧约中，述说上帝每创造一物之后，都说上帝看来，如此是好的；人最初亦即生活于乐园之中。直到现在，传教士仍时以人之有机体构造之灵巧，及种种万物之足以养人，来证明上帝之存在，及其对人之恩典，与此世界原始之善。譬如说，人与生物，皆生于地球，今假定地球，如再近太阳一百里，则人类与生物皆将热死；再远一百里，则人与生物皆将冷死。……又人与生物之有机体之构造如此灵巧，其中如丧失一部，人亦即不能存在。……此岂不证明上帝造世界之原始之善。此上所论上帝之一名，如改换为自然，结论仍然可以一样。即自然中所生出之人与生物，能与其所在之地球之气候环境等相和谐」。他把「上帝」当作「一名」，故可「改换」为「自然」，认为「仍然一样」。是则宇宙万物，既无造物之主；世界人类，亦无生命之主，一切都是决然混然，「自然」的产品！失诸毫厘，谬以千里；这便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根本偏差；把人生的本末，完全「颠倒」（语本唐氏）。他这一个「颠倒」，第一乃在天人之际，不分本末；重人道而不重天道。他不但把天道人道，等量齐观，认为「天人之际，相对相望，相辅相成，相依并进」；而且认为「天道不足，须由知人道以知天道；人生除一切知天道之事外，仍另有其立人道之事实之本身，以补天道之所不足」，殊不知即依照孔子的教训，天道乃为人道之本，「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第二个「颠倒」，乃在生死之道，「敬死者」，而不敬真神。他把生命之主，复活之主，道成肉身，永生神子，耶稣基督，列在「死者」行列；所不同者，仅在其「情在天下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