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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能够施展魔法让冬天的枯树一夜间长出绿叶来！
我父亲可不是傻瓜，他静静地听着，一面啜他的茶。每当老阿婶吹牛吹得过分时，他就一言不发地盯着她，脸上毫无表情，直到她坐立不安，把她对文家的好评稍稍降低一点。
“啊，自然，他们的生意按您的标准算不了什么，哪能达到您目前的高位啊。可他们在当地也够舒服，够受敬重的了。我是这么想的，对您的女儿来说，嫁一个受人敬重的大户人家是最要紧的。”
现在老阿婶把有关文家的好话都说尽了，但我父亲还是一言不发。
“很好的一个小伙子，很受敬重的大户人家。”新阿婶打破了沉默。
我父亲看看我。我手足无措，竭力想不显示出来。说不定他反对这门婚事，说不定他还在生我母亲的气，生我的气。
“我知道这户人家。”他终于开口了，“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他们的生意，去查他们的背景了。”他挥了挥手，好像在赶蚊子似的，“但是听听自家人的意见也是蛮好的。”
老阿婶和新阿婶吓了一跳，好像两个正在作案的小偷被当场抓到似的。她们做贼心虚地低下了头，等着听我父亲说下去，不知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女儿，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嗓音很低，几乎有点沙哑，“你愿意吗？”
我咬咬嘴唇，剥剥指甲，扯扯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父亲又挥了挥手。“她愿意。”他对我婶婶们说，然后叹了口气，“我们干吗要拦着她？”
我的婶婶们都笑了一下，好像这不过是在开玩笑。可我从中听出了不同的意思，我父亲的声音听上去很凄凉。可我还来不及多想，我父亲已经问起了生意上的事，所以也许是我搞错了。
“文家出了多少聘礼呢？”
大婶婶递上一个信封。我父亲很快点清了四千元，然后点点头。
我松了口气。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可观，差不多等于两千美元，放到今天说不定值四五万哩。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得干十多年才能赚到这个数字。但这并不是说文家真的把这笔钱送给我父亲了，在我结婚那一天，他还得把这笔钱还给文家，说“这辈子我女儿和你们共同拥有文家的财产，这就够了”。
然后我父亲得为我准备一笔数目相当的钱作为嫁妆，他跟我说，“这笔钱是额外给你的，免得你到新家后负担太重。”这笔钱是我的，用我的名字开银行户头，我不用分给任何人，没人能把它从我手里拿走。但这也是我这辈子仅有的一笔钱。
“文家想要多大的一份嫁妆呢？”我父亲接着又问，他指的是钱以外的嫁妆。
老阿婶不得不仔细想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要是她说文家要得不多，那么这就等于说这户人家不值得结成亲家。要是她说他们要得很多，那就等于说我不值得嫁过去。但是老阿婶已经有过嫁两个女儿的经验，所以她就简单说了句，“把她和她丈夫新房里的家具布置好就行了。”她指的是我们在文家的新房。这种回答听起来使文家显得并不很贪财，就像打打扑克时的叫牌。现在轮到我父亲怎样显示出他额外的大方了。
“当然呷，”大婶婶又加了句，“床归夫家买。”这里她说的是老习惯，因为后代儿孙总是要从丈夫的床上出来的。
“还要茶吗？”我父亲问道。他只是问问，并不真的叫佣人马上来倒茶。这是我们家表示访问到此为止的信号，我和我的婶婶们马上就站起来。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该走了。”大婶婶说。
“那么快就走？”
“我们已经晚了。”小婶婶说。这不是真话，那天下午，我们没别的地方要去，我们的船要到傍晚才离开。我们准备离开房间。
但就在这时，我听到我父亲在叫我。他没说“女儿”，他叫了我的名字，“雯雯啊，”他说，“跟你的婶婶们道别。然后到我的书房里来，我们谈谈你的嫁妆问题。”
那天下午我被带到我父亲房间里来的时候，希望是多么渺茫！可现在多么巨大的希望伴随着我的喊叫要从我喉咙口跳出来了，他真的把我当他的女儿看待了，中间那么多岁月完全被遗忘了！
当然，他没有拥抱我，也没有亲吻我，不像你们美国人，分开五分钟再见就又亲又搂的。甚至在我的婶婶们走后我们也没谈多长时间。他当时对我说的一些话，我至今还很纳闷：他是真的以为我找了一门好亲事呢？还是找到了一种把我这个令他想起自己不幸婚姻的人永远赶走的捷径？
所以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的几个字。我觉得，我没有让它们的意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改变。
他的神色是严肃的，他的表情是坦白的。他没有为十二年来的父女分离道歉。“现在既然你要出嫁了，”他说，“你就要明白你在人生中的真正位置。”然后他指指一幅占了整个墙面的古画，画上是一百多个不同的人物，有男人、女人、孩子，他们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在干活，有的在吃东西，还有的在睡觉，人生所有的时刻都被捕捉住，在这里化作了永恒。
“你小时候，”我父亲说，“经常到这儿来，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幅画，还记得吗？”
我盯住这幅画看了好久，想认出它来。最后，我终于认出了角落里的一个小人物，这是一个正从阳台里向外眺望的夫人。我点点头。
“当时我问你是否喜欢这幅画，你跟我说，这幅画画得很糟糕，还记得吗？”
我无法想象我那么小就会跟我父亲说这种话。“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对不起，你记忆中的我竟是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你当时说，这幅画很乱。你不知道这个弹琵琶的女人弹的是一支悲伤的曲子，还是一支高兴的曲子。你不知道那个挑担的女人是刚刚上路，还是已经走完了她的行程。还有阳台上的这个女人，你说她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满怀希望地在等待，有时看上去又好像是满怀恐惧地在张望。”
我不禁掩住嘴巴笑了起来。“我小时候多怪啊。”
我父亲管自己说着，好像根本没听到我说的话。“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然后他看看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的思想感情。
“那么告诉我，现在你对这幅画是怎么看的？”他问。
我的心跳加快了，竭力想找一个能使他高兴的回答，想让他知道，我还是没有变，还是那么老实。
“这一部分我很喜欢，”我说着，紧张地指指一个正站在法官面前宣誓的男人，“比例匀称，细节生动。而那一部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瞧，底部太黑、太沉了，人物也没有立体感──”
我父亲走开去了。他点点头，但我知道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然后他转过脸来。“从现在起，”他终于板着面孔说，“你必须听你丈夫的，你自己的想法再也算不了什么。明白吗？”
我急切地点点头，很感激我父亲以这种巧妙的方法，给我这个有用的教训。然后他说我要在他家里再待一个星期以便办些嫁妆。
“你知道你需要些什么吗？”他问。
我眼睛朝下，有点不好意思，“简单点就行了。”
“当然，”他说，“你总是说简单点就行了。”他笑了笑，我很高兴我正好说对了。
但他马上收起了笑容。“就像你母亲，”他说，“总是要简单点的东西。”然后他眯起了眼睛，好像在什么遥远的地方看到了她。“总是在想着另外的东西，”他说着，严厉地望着我，“你也一样吗？”
他的用意，就像那幅画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而我就是画中的那个站在阳台上的女人，满怀着希望、满怀着恐惧地在等待着，我的心潮随着每一句话而涨落。所以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脱口而出，“一样。”
那天下午，一个佣人领我到我小时候和我母亲一起住过的房间里，然后就走开了，这样我就能在晚饭前歇一会。门一关，我就四下打量起来，摸摸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被子已经换过了。她喜欢的画和窗帘不见了，她的衣服、梳子、刷子、香皂，她的气味全找不到了。但是家具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床、高高的衣橱、凳子和梳妆桌，还有她照过的镜子。我高兴得哭了，我终于又回来了。然后我又像小时候那样，由于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回来而哭泣。
后来我才知道，还没有人敢要这个一度归我母亲所有的房间。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倒霉的房间，所以那么多年来，还没有人用过这个房间。虽然，这幢屋子里挤着那么多人。三妈和吴妈还住在那儿，你还记得她们吧──我父亲的另外几房太太。四妈几年前去世了。我父亲的儿子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他们也都住在这儿，还有佣人和他们的孩子，大家全挤在一块，差不多有二十五到三十口人吧。
但尽管人那么多，屋子里还是非常安静。我走下楼梯去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说话都轻声轻气的。他们彬彬有礼地欢迎我，当然，没人提起我那么多年不在这儿的原因。我想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
然后，饭菜上桌了。我开始坐在我的一个异母兄弟的太太旁边，但我父亲做了个手势，要我坐他身边去。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我父亲站起来，宣布说，“我女儿江雯丽再过一个月要结婚了。”然后我们就等着──等呀等呀──等佣人慢慢地把一种很特别的洒洒进每人手中顶针般大小的白玉酒杯中。
最后，我父亲又说话了，他为我作了简短的祝酒词：“祝你婚后，万事如意。干杯！”他把头往后一扬，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大家也都干了。然后我发现大家都来祝贺我，像一个幸福家庭似的放声交谈起来。我的舌头被酒精烧得生痛，欢乐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结果，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