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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星期后，就在这个小亭子里，我才明确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
午饭后，胡兰已经睡下了。一场雷阵雨降临了，我决定一个人到那小亭子里去，给花生写封信。我写到了愉快的事情：我看到的有趣的风景，西湖上的小船，我去过的寺庙。我说也许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家，也许要再过几个月。我说我希望我们能回到上海过新年，到时候给大家看看我的小宝宝。
就在这时，我看见胡兰往亭子跑来，她的衣服全被雨水淋湿了，很不雅观地裹住她那肥胖的身子。
“他们要飞走了！已经在开拔了！”她还没进亭子就喊起来了。
陈纳德已经到了空军基地，其他从南方和北方来的中国领导人也到了。所有的飞行员集合待命。大家都在说着同一件事：没时间准备了，开拔的时刻已经到了。
我和胡兰马上回到庙里，顾不上换下湿衣服，就收拾我们丈夫的行装。我小心地把文福的干净衬衫、裤子、袜子和一条高级的新毛毯塞进箱子。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在狂跳。中国打仗了，文福会死的，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爱文福，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感到了这一点。
一辆卡车按响了喇叭，告诉我们去空军基地的时候到了。我跑到胡兰的房间里告诉她。她还没准备好，一会儿乱翻五斗橱抽屉，一会儿又乱搔头发，看上去完全昏头了，一面哭，一面自言自语：“带哪张美人照好呢？带什么护身符好呢？他老是忘的那本书放哪儿去了呢？”
到了机场，也没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丈夫要到哪儿去。但透过雨帘我们能看到蓝天白云，我们兴奋起来，骄傲起来。过了一会，有人领我们进了一个潮湿的小房间，从一扇打碎的小玻璃窗望出去，外面的一切都显得又小又危险。雨哗哗地落在狭窄的跑道上，飞行员们全站在机翼下。有人指着螺旋桨的翼板，还有人拎着箱子跑来。家国从一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手里拿着一张大图纸，也许是地图吧，地面上刮起的风吹得它上下飘动。
然后我们看到螺旋桨转动起来了，马达的吼声越来越响。我拼命忍住不看别人，不说话，免得喉咙日跳出什么不吉利的字眼，使大家遭受厄运。我觉得大家都一样，神色安静肃穆，前景无法逆料。
但是随着飞机渐渐远去，胡兰挥起手来。雨水、蒸气和烟雾全搅在一起，飞机看上去就像在一个不安的梦中向前飞行。胡兰的手臂挥动得越来越厉害，眼泪也流出来了。飞机在跑道上全速推进。胡兰像一只受伤的小鸟，激烈地疯狂地挥着手臂，仿佛她的这些努力和她的所有祝愿所有希望会直上云霄，安全地托起一架架飞机，把它们送向胜利。
当然，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听到了实际发生的情况。
第十一章 四分五裂
还记得那个同我和胡兰一起洗过澡的自以为是的姑娘吗？就是她告诉我们上海发生的事情，空军是如何飞到那儿去拯救中国的。
她早就进了饭厅，我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丈夫们全都还活着的消息，此刻正在听胜利的消息。我们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
“你们收听到的，”她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全是废话。”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她，发现她的眼睛像魔鬼一样红。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了事情的真相。那个老是把吊扇下面的位子留给我丈夫的飞行员已经死了，那个我丈夫冲他大吼，跟他开玩笑的年轻人也死了，这位自以为是的姑娘的丈夫也被杀了。
“你们以为你们的丈夫还活着就运气吗，”她说，“你们错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们，飞机是在半夜到达日本军舰云集的上海港的。他们想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但没想到，他们还没到，日本飞机早已在夜色的掩护下起飞了──他们早就知道中国飞机来了。所以倒是我们的飞行员大吃一惊，一下子昏了头，于是赶紧投弹。大匆忙了！从天空到地面距离太近了，结果那天晚上投下的炸弹全落到了民房和商店的屋顶上，落在电车上，炸死了成千上百的老百姓，全是中国人哪，而日本的军舰照样在海面上耀武扬威。
“你们的丈夫不是什么英雄。所有的人，那些飞行员全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比白白送死还不如。”那姑娘说完就走了。我们一声不响。
胡兰打破了沉默，生气地说，“她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发生什么事？”然后又说，她还是很开心，因为家国还活着。至少这一点是真的，她说。
你想象得出吗？她居然当着我们两人的面说她很开心，她怎么能把这么自私的想法流露出来呢？
但我没有责备胡兰的设教养。我尽量像大姐姐般地劝说她：“如果那姑娘说的是真的，我们是该想想这场悲剧。我们应该严肃点，不要光顾自己开心。”
胡兰一脸的开心相马上就消失了，她张开嘴巴，把这个想法听进去了。我想，不错，尽管她缺乏教养，还是能做到知错就改。
但她马上皱起眉头，沉下脸来。“你这种想法──我不懂。”她说。
于是我又解释了一遍。“我们一定要关心大局，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丈夫，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更糟糕的事呢。”
“哎呀，倒霉！”她叫起来，用手捂住了嘴巴，“你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来败坏大家的前途呢？”
“不是不吉利的话，”我坚持说，“我只不过是说，我们得现实点。这是在打仗，我们不光要用感情，也要用理智，头脑始终要清醒。如果我们假装看不见危险，那我们又怎么能避开它？”
但胡兰不愿再听我说话。她又哭又喊，“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恶毒的字眼！这么想有什么用，坏念头只会引出坏结果。”
她就这么叫着嚷着，像疯了似的。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的友谊正是从那时开始四分五裂的。我们之间的和谐是胡兰打破的。我告诉你，那天我才看清了胡兰的为人，她可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脓包。这女人能说出一连串刀刃般锋利的话。
“你说不幸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你说你丈夫也会死，”她吼道，“那你干吗不抓住眼前的一切及时行乐呢？”
你想象得到吗？她当着大伙的面咒我！她抛出一个只能做出错误答案的问题。她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是专门说倒霉话的人。
“我没说过这话。”我马上回答。
“你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
这又是一句谎言。“没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说要现实些，这和倒霉想法是两码事。”
“如果有五种不同的方式来看一件事，”她说着举起手，拉住大拇指，好像它就是一个烂萝卜，“你总是挑这个最坏的。”
“没这回事。我是说在战乱时期，光我们自己开心是不够的，是没用的，它阻止不了战争。”
“蒋介石说他能阻止战争。”她喊起来了，“你以为你比蒋介石更高明吗？”
胡兰和另外的女人都盯着我。没一个女人上前一步来劝我们别吵了。她们没说，“好了，好了，姐妹们，你俩都对，你们只不过是互相误解了对方。”我看得出，胡兰激烈的话语已经毁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不能正确地理解。难怪她们听不出胡兰说的只是一派胡言。
于是我说了句，“算了！”──忘了这一切吧！我离开她们，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想到这里，我至今还很生气，因为她的脾气一点没改。你看得出，她老是要把事情转到自己的思路上去想。如果是件坏事，她就会把它说成好的，要是好事呢，她又把它想成坏的了。无论我说什么，她总要和我对着干，她使我好像成了一个老犯错误的人。于是我就不得不和自己争论一番，想弄清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那次争吵以后，我气得只能一个人坐在床上，想着胡兰的讽言刺语。我对自己说，她就是这么个人，老是说傻话。她才是大家背后笑话的人。我不想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就想找点事来干干。我打开抽屉，翻出新阿婶送给我的一块布，还有我们家的工厂自己制造的一卷棉花。
这是一块淡绿色的棉布，上面绣有金色的圈圈，很轻，很适合做夏天的服装。我早就想好了一个式样，是我以前在上海看到过的，一个快活的小姑娘穿过的那种式样。
我心中有了底，就开始裁起来。我想象自己穿了这件绿衣服，就像那个小姑娘似的，她的所有的小姐妹都很羡慕她，大家都悄悄说，她的衣服和她的风度好配呀。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胡兰，她对这件衣服评头论足，用她的大嗓门说，“丈夫刚死就穿这种衣服，也太花哨了呀。”
我心里这么想着，手下马上就出了错──袖子裁得太短了──我还在生气呀。瞧她于的好事！使我思想老集中不起来。更糟的是，她扭曲了我的思想，把坏念头塞进我脑袋里了。
的一个念头，我从来没想到我还会有这种念头，从来没有。
可现在它跳出来了，我把它抓住了。我想象过不了多久，胡兰会对我说，“真遗憾，你丈夫死了，他从天上掉下来了，真苦命啊。”
“呵，不，”我对自己说，“观音菩萨保佑，不要让他死。”
但是我越想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它就越顽固地待在那儿。
“他死了。”胡兰会说。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还会带着笑意呢。我会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刚失去丈夫的姑娘那样，冲她大发雷霆。
然后我又想，也许我该哭一场，表现得很悲伤，为我那失去父亲的孩子。是的，这样就更好了。
可转眼间，我又想到另外去了。我得回到崇明岛，再和老阿婶、新阿婶住在一起吗？也许不会，要是我再嫁一个丈夫就不会。然后我又想到，下一次我该自己来挑丈夫了。
我停下了手中的缝纫活。我都在胡思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