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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哪儿？”我问。
“在这碗里，和鱼在一起。”
“哎！我说的是淡若和杜阿姨──他们在哪儿？”
“啊！啊！啊！”她笑了笑，“还没回来呢。或许马上就回来了。”
门开了，我马上迎上前去──但是厨师和佣人，这两人也在笑。
我冲出门去，朝路上张望。
“别担心，”胡兰叫我，“他们马上就回来了。先喝点茶吧。你担心也没用，他们不会跑得快一点。”
“我怎么能不担心？”我冲她喊道，“我眼睁睁看到炸弹落下来，差一点就落在我头上。我看到很多人死了、伤了，场面好惨哪，没有脚的鞋子，没有腿的脚──”
“你在说什么呀！”胡兰打断了我，“你看见了？在哪儿？”
于是我们俩就马上冲到路上。半路上，开始打雷了。我们刚跑到炸弹落下的地方，雨就落下来了。胡兰只好不断擦她的眼镜。
街上一片忙乱，警察、部队和美国服务人员全在那儿。五辆卡车和一辆救护车把路给堵塞了。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山坡，上面站满了人，他们的背全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水、雨水、泥水还是血水。
“怎么回事？”胡兰说着，用手指头擦擦眼镜，“你看到什么了？”
我们往前走了几步，我看到很多人跪在一座小山顶上，那儿本来一定是什么建筑物。他们全都在用铲子、锅铲和破木板拼命地挖着。
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在大街上尖叫的、拿扫帚的女人。她也转过脸来看到了我，一脸惊讶。一刹那，就像在镜子里那样，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恐怖的神情。
她转身走开了。“不要这样！你们干得太蛮了！”她对另外人吼道。但没人理睬她。
“轻一点，轻一点。”她哀求道，“要这样。”我见她跪在地上，用她血肉模糊的手指头刨出一块砖头、一块木板、一块石头。这些危险的东西拿掉后，她就把脸俯到地上去，轻轻地找她要找的东西。
我还是不明白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女人在满是砖头瓦片和碎骨头的山上扒。我不知她失踪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当他们找出她的孩子的时候我再也看不见了。只听见她一个劲地哭着，骂着自己，“都是我不好呀！是我不好呀！”我不想再看那个粉身碎骨的孩子，因为这当儿我们还在找淡若。
但我们没在这人堆里找到淡若或杜阿姨。大街上倒塌的房子里也没他们的踪影。我和胡兰在这个地方待了好几个钟头，听着其他的母亲们哭着自己失踪的孩子，眼看着希望一次次落空，喊叫声，哭泣声，不相信亲人已死的呜咽渐渐变成后悔的低语。
每次希望破灭，救出来的是别人的孩子，我都许一个愿。我许了一个又一个愿。我大声地说出来，我向每一位男神女神发誓，保佑保佑我的儿子淡若吧，我一定当好贤妻良母，真诚地待我的朋友胡兰，对她忠心耿耿，原谅我的丈夫文福，并好好服侍他，尊敬我的长辈杜阿姨，听她的话。我无怨无悔地认命了。
我许完最后一个愿，忽然看到我的佣人跑过来了，一面哭着，喊着，“总算把你找到了。”好像我们失踪了似的。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哭得多伤心啊！我憋在心里的念头，──我以为我真的失去他了──全都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了。佣人告诉我，杜阿姨和淡若就在家里，我们出门不到两分钟，他们就回来了。大家想到这一点都很伤心，他们没失踪，我们找他们肯定找得担心死了。
所以，淡若一点没事。现在我知道我不得不信守诺言。我许的愿胡兰全听到了，尤其是我说要做她的忠心耿耿的朋友那段话。当然我一点没想到要收回诺言。要是我许愿许得少，说不定淡若已经死了。
说不定他人虽活着，却少了一只眼睛，或一条腿。谁说得准？谁知道希望是怎么实现的？
当然，后来，我记起来了，我很幸运，就在我许愿的时候，他们已经到家了。
第十八章 美国式舞会
我没有违背我的诺言。我只收回了一个，那就是做文福的好妻子。这和违背诺言不一样。就好比在曼斯百货公司买了一样东西，然后又退货把钱还回来了。上星期，我给宝宝买了双鞋子作结婚礼物。两天后，我看到同样的鞋子又打了八折，我就把鞋子退回去，把钱要回来，然后又买了那双鞋子，这一次买得更便宜。
我把那双鞋子退了，没对别人造成损害。我买回来的还是同一双鞋子。瞧，鞋子就在盒子里。式样跟我在战争期间穿过的那双差不多，也是高跟的，只不过跟没那么高，颜色更像红棕色，足趾部位也是楼空的，不过做得不是那么精致。
我穿了那双鞋，第一次参加了一个美国人办的舞会。我穿了那双鞋跳舞，第一次产生了爱情。
这都是在飞虎队到昆明的时候发生的。当然，那时还不叫飞虎队，大家管他们叫“爱维吉”，就是美国志愿部队AVG的简称，也有人管他们叫飞鲨，因为他们在飞机头上画上了鲨鱼牙齿，样子非常可怕。后来有人误把鲨鱼牙齿当作老虎牙齿，于是飞虎队这个名字就传开来了。这是一种误解。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邀参加了一个庆祝美国胜利的舞会。就在要去的那天，胡兰告诉我，有个中国女教师发了疯，离开了自己的“丈夫，现在想跟美国空军睡觉，不管谁都行，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一个中国女人公开说这话！”胡兰说，“这是真的。大家都说，美国人打了一次胜仗后她就得了这病，然后在大庭广众面前指责自己的丈夫。什么样的病──谁知道啊？但她现在对性特别来劲，老是不停地谈这个问题。她年纪不轻了，大概已经有三十了吧，人也长得不漂亮。”
胡兰说舞会定在美国俱乐部举行，这个疯女人也要去。美国人邀请中国飞行员参加，也可以带夫人和女友去。我们当然要去！舞会上还有音乐──留声机和唱片──，还有许多好吃的，以及尝起来像苏打水的威士忌潘趣酒，让大家跳得更疯些。
我记得舞会那一天，正好是1941年的圣诞节，也就是日本飞机又一次来昆明投弹后的第四天。但这次美国志愿部队把日本人赶走了。
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打了个大胜仗！大家都跑到大街上奔走喊叫，向机头上涂有鲨鱼牙齿的美国战斗机欢呼。锣鼓喧天，爆竹四放，汽车喇叭齐鸣，就像过新年似的。所以或许我们大家跟那位教师差不多，都有点疯疯癫癫了。
我们一走进美国俱乐部，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音乐。放的是敏教过我的那支曲子，我们管它叫“空中邮车”，非常活泼。文福打着响指，眼睛望着前面的什么东西笑着。已经有人跳起来了，女孩子的高跟鞋格格响，美国人的大皮靴踩在地板上，发出柔和悦耳的声音。
即使那女教师在场，我也不认得。在场的中国姑娘全疯了：大学生、教师、修女，还有不少从全国各地飞来的──大家全都想跟美国人跳上一曲。谁知道她们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谁知道她们身上穿的西式晚礼服是从哪儿搞来的──粉红的、碧绿的、黄色的、缀花的，许多人穿着拖地的长裙子，上身几乎一丝不挂，胳膊和肩膀全露在外面。可她们就这样与那些人高马大的外国佬跳着，把飞行帽戴在新烫的头发上，做出各种各样可笑的样子。
当然美国俱乐部不是一个真的夜总会，只不过是一个大仓库。白天，美国志愿兵拿它当大会议厅用。为了举行舞会，地上已经打了许多道蜡，所以虽然是水泥地，却像大理石般闪闪发光。长条椅都被推到一边去了。长条桌上摆了一个个点了蜡烛的小盘子，本是夏天用来驱赶虫子用的。那时只有这种蜡烛还能买到。
屋顶和墙壁上，全都挂满了美国人用纸做的装饰品──树啦、糖果啦、蜡烛啦，还有其他各种各样色彩鲜明的图形。它们并不十分有趣。但家国说，这些特别的圣诞节装饰品，是仰光的传教士和红十字会的姑娘专门做好，用飞机穿过缅甸山峰运来的。我们知道这趟旅行是很危险的，即使运送重要的军用物资也是如此，于是我们重新用敬佩的眼光观赏这些美国圣诞节装饰品。红十字会送的是一棵圣诞树，文福说这是正宗的美国树，他以前在杂志上看到过照片。在我看来，这棵树看上去跟当地的灌木差不多，只不过削成了圣诞节的样子罢了。树上挂满了贺卡、红缎带、白棉球，还有看上去像是用白的莲子穿起来的长长的项链。树下有几百只大的红口袋，可以挂在身上，里面放着用锡纸包的巧克力或糖果，用缎带扎起来了。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因为胡兰一连拿了四袋，每次都说是美国人鼓励她多拿的。
文福告诉我，他是好多年前在上海的夜总会里学会跳舞的。我知道他很想在我面前露一手。但我马上就看出，他什么也不懂！没有节奏，没有技巧，舞步也不正规，根本就不会跳！哪比得上敏，跳起来就像风中的柳枝。文福带我转圈，转得很厉害，我觉得手臂都要被他拉脱臼了。最后他很笨拙地带我转圈，弄得我一只高跟都掉了。我突然感到像被子在跳舞，一脚高，一脚低。文福只好把我放开了。
我坐在椅子上，看文福钻进姑娘堆里，她们全都打扮得很漂亮。
他指指自己的制服，一位姑娘就哧哧地笑了。我把脸别过去。他想调情，我才不在乎呢。
然后我就看胡兰和家国跳。他俩的肩膀靠得很紧，但胡兰的步子迈得太大，一只脚和另一只脚踩的是反方向。家国紧紧搂住她的粗腰，然后摇一下，好像这样就能使她脚步配合得好一点。他好像在责备她，可她却在笑。我望着他们，心想，不知道胡兰是否能实现她的愿望，家国是否能做她的好男人。这时她看见了我，向我招招手，挣脱了她丈夫。
“如果一定得跳舞才能救我们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