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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月，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去找了医生，把孩子打掉了。两个月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又过两个月，又是同样的事。我们没有节制生育，那时还没有。有没有孩子，文福不在乎。
所以现在你或许会认为我杀死了很多孩子，我也不在乎。这个坏男人在玩弄我的身体。每天晚上他都要用，好像我是一台机器！
今天你可以教你女儿对一个陌生人说，“我的身体是我的身体，别碰我。”一个小孩子都会这么说。我是一个成年女人，我就不能这么说。我只能不让孩子出生。
我独自哭泣，这是犯罪呀──给一个孩子这么苦的命！可怜的淡若，他信任我。所以我让另外那些孩子死去。在我心中，我是爱他们的。
现在瞧瞧我的脸。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女人。但已经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信任，没有了天真。有好多次我差一点就自杀了，我恨透了自己，因为到头来我还是没能自杀。
所以我问你：你怎么想？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干吗那么想活下去？
第十九章 软弱与坚强
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
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个人都高兴得哭了──胡兰、杜阿姨、厨师，甚至我们的丈夫。你真该看看那些快乐的眼泪，听听那些快乐的喊声。我们无法坐下去，也无法站着不动。我们跺着脚，跳上跳下。胡兰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谢上帝，当然，就在这当儿，她的衣服撕开了，可她一点儿也没察觉。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飞行员冲进我们的屋子，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二个。每次有人冲进屋，我们就叫第一个飞行员重复一遍他听来的消息──是谁告诉他的，开头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又怎么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
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
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汽车上了路，大家都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我们住过的屋子。只有我没回过头去。我干吗要看那个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拥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