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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母亲温和地说，“现在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像我想的那样。”然后她又皱了皱眉头，“但还有一次！不用找借口了！还记得你想去海滩吗？”
我摇摇头，我真的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像个野人，”她说，“你跺跺脚，冲我大叫大吼，‘海滩！
海滩！’我问自己，这脾气是从哪儿来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文福！”她的脸被痛苦扭曲了。
“我不能骂你，我骂他。你的所有缺点我全算在那个坏男人身上。所以我没有教训你，我让你去了海滩。可随后，你弟弟也一样发脾气。真野呀！他也喊出同样的话来，只不过这次我听明白了，他不是说海滩。这样我就发现了，你和塞缪尔两个都在叫我‘骚货，骚货①’。”
①英语中“海滩”（BEACH）和“骚货”（BITCH）发音相近。
“不！”我说，奇怪我怎么会说那种话，“我没说过。”
“你说了！”母亲说，“你说了，他也说了。”她笑了，证明那么多年来她是对的，“我太高兴了，我不再把这个怪到文福头上去了。这是从你这儿来的──全是你自己的！你以为我拿不出证据？我还知道你经常在说其他脏话，你举起拳头，伸出中指时说的脏话。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脏话，比你用英语说的还难听哩。你以为杜姨婆只是个老太太？谁对她不好──哎哟！──脏话全蹦出来了。去干这个！去干那个！我想葬礼上横幅掉下来压在她身上时，兴许她正在说这话呢。”
于是我母亲和我全都笑起来了。“杜阿姨够坚强的！”她说，“啊，多好的一位老太太啊！啊，我们在一起过得多快活啊！”然后我母亲朝我笑笑，像个中学生似的，我想她和花生在暖房里说悄悄话时，肯定就是这个样的，“或许你该说声对不起。”
“对杜姨婆？为什么？”
“不是对杜姨婆，是对我。为了说那句脏话。”她还是在微笑。
“可那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不要找借口。”
“或许我们都该把账算在文福头上。”
“难道去海滩也是文福的错？一切坏事都是他的错？”
我们又笑起来了。我真是昏了头了，我母亲已经在这里给我讲了她的悲剧。我已经知道说不定我身上就有一半文福的基因，可我们还在笑。
于是我想是告诉她的时候了。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尽可能用平时说话的口气：“或许另外还有些东西要算在那个坏男人的头上。”于是我把我的病情告诉了她。
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母亲知道我的病情后会怎么办：她得知我生了这种病后会心神不定，她会气我没早点告诉她，她会想方设法找理由来找出病根，她会日夜守候为我治疗。
所有这些我都想过，但我错了。事情比我想的更糟，她简直是大发雷霆。
“你干吗要先去找杜？他算什么医生呀，只会看看踢打损伤！你怎么知道他的朋友是最好的医生？你干吗那么相信别人给你介绍的人？你干吗相信他们说没法治疗？你干吗相信他们说的什么‘病情不重’？既然你老是感到乏力，就说明病得不轻！很严重！你丈夫干吗不多为你把点心？”
她的嗓门越来越高。我见她双臂激烈地挥动着，好像在对付一个敌人，一个她看不见，但一心要找到的敌人。她大吼大叫地说我想把一切都瞒住她。我没有办法，只能说，“我知道，我知道。”
“哎呀！文福把这病也传给你了！”她喊道，“都是他引起的呀。还有微波炉呢，我叫你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你去过没有？”
“妈，别说了，”我争辩道，“不是基因遗传问题，也不是微波炉的缘故。就那么回事。不是谁的错，你对此无能为力。”
可这还是无法阻止她，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怎么能这么说呢！‘无能为力！’谁跟你这么说的？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管这病叫什么来着？写下来。明天我去找杜阿姨的草头郎中，我自有办法。”
她从旧抽屉里翻出一支笔，一张纸。
我还想争辩，想告诉她这么做不过是空忙一场。可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想让她停下来。我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解脱的感觉，也许不能说是解脱，因为痛苦还在那儿。她把我的厚厚的保护层，我的愤怒，我的最深的恐惧，我的绝望全撕开了。她把这一切全放到自己心中了，所以结果我发现只留下一样东西，希望。
在进入宝宝和咪咪结婚宴会厅的路上，克利奥想托住结婚礼盒的一边，可苦莎坚持说她自己会拿。于是盒子里一套马蒂尼酒具就发出了玻璃拼板玩具那样叽叽嘎嘎的声音。两个姑娘吓得话也说不出来了，谁也不能怪谁。
菲力叹了口气，然后指指桌子，要她们坐下。他摇摇盒子，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礼物桌角落上，然后带点恶作剧地悄悄说，“只能让宝宝和咪咪去换他们更喜欢的东西去了。”
我笑了，拍拍他的胳膊，“你可不能这么说。”然后我见我母亲手里拿着她的礼品过来了。她踮起脚尖，把她的方盒子放在其他礼品上，于是这礼品就成了桌上最高的一份。礼品用红色的锡纸包着，从折痕上看出，正是我们上回送她的圣诞礼物。
“妈。”我叫了一声，向她摇摇手。
“按中国习惯，红色可是结婚典礼上的吉祥颜色呀，”她坚持说，好像我在责备她似的，“不管怎么说，里面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送了什么？”
“一套马蒂尼酒具。”菲力说。
“什么样的？”她问。
“六只酒杯、一只摇杯，还有一根调酒棒，一套共八件，现在恐怕已经碎成八百片了。”
我母亲好像对菲力的回答挺满意，“我差点要买六件套的餐具了。我在报上看到了，卡普维尔百货店有卖的。我觉得价钱也便宜，只要四十九美元。于是我就过去看了。你猜什么样的？三只锅于，三只盖子，他们把三只盖子也算三件！另外就是一只平底锅，两只小锅。
我后来买了放盐和胡椒的小瓶，地道的水晶做的！”
现在我们排成一排，鱼贯地进入饭店的宴会厅。母亲朝我看看，皱起眉头。“哎呀！这衣服太单薄了呀。”她捏捏料子，“太冷对你身体没好处。我早就跟你讲过，你得听我的。”她拉拉菲力的袖子，“把这件脱了，把你的茄克给她换上。你得做个好丈夫，待她更好些。你要是不留心，又怎么帮她留心自己呢？”
我捅捅他，说，“对呀，菲力。”他叹口气，还是高兴地服从了，我觉得，他的命就是这样，老是得别人提醒他想到对我的责任。
我母亲捅捅菲力的胳膊。“你该给她买件那样的。”她说着，朝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的后背努努嘴。
“这可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菲力笑嘻嘻地说。
“她会暖和些。”我母亲说。
“她会惹麻烦的。”
“她会暖和些。”我母亲坚持说。
吃喜酒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饭店的一片嘈杂声中互相大声叫唤。因为已经是第四次了，宝宝的五个“铁哥们”──他这样叫迎宾员──之一，敲敲话筒，喊道，“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了！”
话筒吱吱嘎嘎了一会，又不响了，大家哄笑一阵，又说起话来。
然后我们听到话筒里又响起了铁哥们嗡嗡的鼻音。
“灵了吗？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知道，我叫加利。我第一次在大学里认识罗杰的时候，还是刚从布鲁克林来的小伙子。我们这些同学凑在一起，全靠缘分，不靠名分。我向罗杰推荐神仙食品，熏鱼和硬面包圈。罗杰向我推荐──猜猜是什么──鸡爪和猪脚。”
这位铁哥儿用了一连串只有他们自己听得懂的帮会比喻，宝宝开心地眨巴着眼睛，很满意地听着泼在他身上的脏话。这使我想起了他小时候也是这样的，他很高兴我和玛丽让他一起参加扮医生游戏，不在意开头五分钟我们让他扮死去的病人。
菲力转了一下眼珠子，很响地咕哝了一句，“开除他。”我注意到我母亲笑了，尽管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在客气地暗笑。说不定他们也不是出于客气，而是真的喜欢那些玩笑话。
“就装一下吧，”我对菲力说，“今晚得友好一点。”
“什么？我？不够友好？”他朝我眨眨眼睛，这个被错怪了的丈夫。
“人家在办终身大事呀，”我通情达理地说，尽管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一种袒护宝宝的莫名其妙的冲动。
“后来，我向罗杰推荐‘喔呵’，”我们听到加利在说，“他呢，向我推荐‘哎呀’。好吧，我来告诉你们，罗杰欠我一个情，因为我还向他推荐了一位可爱的小姐，就是今天在座的幸运的新娘，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咪咪·王·匡！”
咪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由于喝了太多的香摈，她的脸已经红了。她的婚纱看上去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的戏装，早已过时的象牙色丝罗纱撕成一条条的拖在地上。宝宝用爱慕的眼神望着她。
“外一婆，”我听见苔莎在大声问我母亲，“那位太太站起来干吗呀？”她指指咪咪。
“她结婚了。”我母亲大声回答。
“不，我不是问这个，”苔莎说，“我是说她鼻子上怎么有一只戒指？怪模怪样的。”
我母亲用挑剔的目光重新打量了一下新娘。“这个嘛，”她想了一下，然后得出了结论，“是有点怪，因为她不听她妈妈的话。”
“真的，”菲力说，“瞧瞧你妈妈，她就听外婆的话，所以她现在不怪了。”苔莎尊敬地把我重新打量了一番。
铁哥儿又回到话筒跟前，“现在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双方的亲朋好友。咪咪一方，有新娘的父亲，友谊旅游公司的托马斯·C·Y·王先生，他的可爱的太太，玛琪。”大家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