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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与雄辩宝典--战国策精华全解析-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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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应该顺应民心,切实估计自己的兵力,然后才能联结诸侯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缔约时不以自己为主承担怨怒,作战时不替他人去抵抗强敌。这样就能保全自己的兵力以控制全局,而且可以实现拓展疆土的愿望。以前,齐王联结韩、魏两国讨伐秦、楚作战并非特别卖力,分得土地又不比韩、魏多,可是天下惟独将战争归咎于齐,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率先倡导讨伐秦、楚,触犯众怒。再说那时天下正烽烟四起,齐燕争斗,又有赵国图谋中山,秦、楚与韩、魏不断交锋,而宋、越专事攻伐。这十个国家,勾心斗角,相互竞争,然而天下只埋怨齐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在缔约时齐国喜欢站在领袖的位置,两军相交时喜欢攻打强敌的缘故。
再说强国招致祸患,往往是因为一心想凌驾在诸侯之上;而弱国遭受灾殃,常常是由于一心想算计别人取得好处。所以,强国不免危殆,小国则不免覆灭。为大国所计,不如后发制人,坚决讨伐那些不讲道义的国家。后发制人能有所倚仗。盟国多而兵力强,从而形成以人多势强对付疲弊衰弱的利局,战争必能取得胜利。办事合乎公道,就能取得利益。强国依此而为,名号自然不争而得,霸业也能袖手而成。
至于小国最好的策略则莫过于谨慎从事,不轻信诸侯。小心谨慎,四邻之国就没有借口寻仇犯境;不轻信,就不会被诸侯出卖,成为利益的牺牲品。在外不被出卖,在内没有争斗,就可远离祸患,有利于国内实力的积储和增长。小国若能如此,那么不用祈祷就能享福,无须借贷自能富足。所以说,施行仁政可以称王,建树信义可以称霸,而穷兵黩武只会招致灭亡。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吴王夫差倚仗国大兵强,率领诸侯四方征战,攻击楚国,占据越国,并对诸侯们发号施令,俨然君临天下,最后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为天下所耻笑。为什么得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在于夫差平时总是想成为天下之主,倚仗国力强盛率先挑起战争。以前莱、莒两国喜欢施用阴谋,而陈、蔡两国则专行诈术,结果,莒国因倚仗晋国而灭亡了,蔡国因依仗越国而灭亡了。这些都是在内使用诈术,在外轻信诸侯招来的横祸。由此看来,国家无论强弱大小,都有各自的祸患,前车之鉴,在历史上都有印证。
常言道:千里马一旦衰老,跑不过劣马;孟贲一旦力乏,打不过女子。劣马、女子的筋骨劲力,远远比不上千里马和勇士孟贲,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后发制人,我方就有所凭藉。如今,天下诸侯相互借重而相互牵制,并且对峙的时日还很长,如果哪个国家能够按兵不动,后发制人,同时善于转嫁仇怨,隐去用兵的真实意图,假正义之名以伐无道,那么兼并诸侯取得天下便能指日可待。掌握诸侯的国情,明了天下的地理形势,不结盟,不互相扣留人质,关系会更牢固;不急躁冒进,事情会进展的更为顺利。一起共事能坚守承诺,一起受害而不相互埋怨,彼此都强大了就越发亲近。如何能做到这样呢?在于形势令他们忧患相同、利害一致。有什么事实可作佐证呢?早先,齐、燕两国在桓曲交战,燕兵败北,十万兵众匹马无归。胡人乘势袭击燕国楼烦等地,掳掠牛马。那胡人与齐国,非亲非故,又没有订立什么盟约,却竭力配合齐国,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忧患相同、利害相关呀!以此可见,联合形势相同的国家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后发制人可使诸侯归附并加以役使。
“所以英明的君主和有远见卓识的相国,假如致力于王霸之业,就不要把使用武力摆在首位。战争既耗损国力,又滋扰民生。国家的元气遭到损耗,便再也无力号令诸侯。战争对国家的损耗是显而易见的。士人听说将有战事,便捐献财产,以充军用,而商人就运送酒肉粮食以犒劳战士,长官让人拆下车辕当柴烧,杀牛设宴款待军兵。其实这些都是坑民害国的做法。国人祈祷,君王设祭,大城小县皆设神庙,凡有市场的城邑无不停业为战争服役,其实这是虚耗国家的做法。
决战之地,尸横满地,哀鸿遍野,人们扶着受伤的将士,表面看来将士立功,国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实际上,资财损耗之多,国人痛哭之惨,足以令国君忧心如焚。阵亡将士的家属为安葬父兄而倾尽家财,负伤将士也耗尽积储以求医问药,那些侥幸全身而回的军人,在家中大摆筵席以示庆贺,花费也不在少数。所以战争使人民耗费的钱帛,十年耕种所得的收获也难以抵偿。军队出战,矛戟弓弩,车马刀矢,损失大半,再加上被人盗窃藏匿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十年耕种无法抵偿的。国家负担这两笔费用,已是力竭筋疲,哪里还能对诸侯施以号令呢?攻城拔地之时,百姓作为后方支援,替士兵缝补破烂的战衣,运输攻城的器械,头上顶着禾草,挖掘地道,为徭役所累。将军顾不上士兵劳累,日夜督战,数月能攻下城池就算很快了。将士疲弊,连下三城,相信再没有余力战胜敌人。
因此说,明君贤相图谋天下,并不把使用武力置诸首位。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过去,智伯攻灭范、中行氏,接着麾兵西向,围攻晋阳,吞并两国,又逼得赵襄子走投无路,兵威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后来智伯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由于智伯挑起祸端,灭亡之祸威胁到韩、魏二君的缘故。从前,中山国调动全国之兵,迎击燕、赵两国,败赵兵于南方的长子,破燕军于国境之内,并杀掉其领兵的大将。那中山只是个千乘小国,与两个万乘大强国同时为敌,连续取得两次决定性的大捷,成为用兵的典范。然而这样善战之国终不免灭亡,以致国君奔齐为臣,原因何在?是因为它不考虑战争的祸患,接连不断地发生战争。由此看来,战争的弊端在史书上是很多的。
“如今称得上善于用兵的人,屡战屡胜,攻则取,守则固,天下人给予高度颂扬,而举国上下莫不倚之若长城,其实这并非是国家的好事。臣听说战争取得大捷,士卒伤亡惨重,百姓因防务而疲惫不堪,城郭也会损毁得面目全非。兵死于战,民疲于内,城郭破败,国君是不会高兴的。以箭靶为喻,它并没有与人结怨,可是人人都会以强弓硬弩对待它,射中的就高兴,没有射中的则会满面羞惭,不论老少尊卑,皆以一射为快。原因何在?是人们厌恶让人看出自己不会射箭。现在有的国家屡战屡胜不可攻拔,这不仅仅是示人以难,同时还妨害到别国的利益,别国的敌视情绪也就更重了。像这样既劳累百姓、损耗国家,又成为众矢之的之事,圣明的国君是不会干的。
有远见卓识的明君贤相也不会妄动刀兵,以致于损兵折将,大伤元气。明君贤相,总是力求不施攻伐而臣服诸侯,以谦恭辞让获得更多的财货土地。因为明君之于战事,不动刀兵就能战胜敌国,不用武力就可掠夺到土地,别人尚未察觉而王业就可完成。明君之处事,不费财力,而以长期的策划取得永久的利益。所以可以这样说,后发制人可令诸侯归附并加以驱使。
据臣所知:‘战争之道不在军队的多少’,即使有百万敌军,也能败之于朝堂之上帷幄之中;即使遭遇阖闾、吴起那样的将帅,也能通过室内的策划擒获他;虽然有千丈的城池,也可以在酒席之间摧毁它;虽然有百尺高的战车,也可以在坐卧之时摧折它。所以,丝管之声在朝堂不绝于耳、和着优伶和侏儒欢笑歌舞之时,国土已经扩张,诸侯前来臣服。如此的君王,名号与天地相等不算高贵,政权控制海内也不算巨大。
因此,善于开创王业的君主,在于能使诸侯劳顿而自己闲逸,使天下混乱而本国安宁。安逸与大治在我方,而劳顿与混乱在它国,这就是王霸之道。积蓄国力以待来敌,以消兵祸,那么他的国家没有隔夜之忧。有什么事实作佐证呢?过去魏惠王拥有领土上千里,甲士三十六万,倚仗自己实力强大,攻取邯郸,西围定阳,又邀集十二家诸侯朝拜周天子,为图谋秦国作种种准备。秦孝公闻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食不甘味,动员全国,修缮战守的器具,境内严加防守,同时招募死士,任命将领,以待来敌。
卫鞅向秦孝公献计说:‘魏王有匡扶周室之功,号令得以施行天下,既能邀集十二家诸侯朝见天子,从者甚众。以区区一个秦国,恐怕还不能与之争锋竞胜,大王可否以臣为使去见魏王?臣有把握挫败魏国。’秦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卫鞅往见惠王,大加称颂:‘我听说大王劳苦功高而能号令天下。可如今大王率领的十二家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大王固然可以随意加以驱使,然而就凭这些力量还不足以称王天下。大王不如向北联结燕人,东伐齐国,赵国自会服从;再联合西方的秦国,南伐楚国,韩国自会望风而服。大王有讨伐齐、楚的心愿且行事合于道义,实现王业的日子便不远了。大王自可顺从天下之志,加天子衣冠,再图齐、楚。’惠王听了,十分高兴,便依天子体制,大建宫室,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对惠王的妄自尊大、越礼不轨,齐、楚两国君主大为激愤,而各路诸侯也都投到齐国伐楚的旗帜下面。齐人伐魏,杀掉了魏太子申,歼师十万。惠王震恐,急忙下令收兵,又向东臣服于齐。诸侯们这才停止武力制裁。在那个时候,秦孝公乘机取得魏国的河西地区,而且对惠王毫无感激之情。所以卫鞅当初与孝公商议对策的时候,谋约于座席之上,策划于酒席之间,定计于高堂之上,而魏国大将庞涓已为齐所擒,刀兵不动已收西河以外的地方。这就是臣所讲的‘败敌于厅堂之上,擒获敌将于帷幄之中,在酒宴上攻下敌城,在枕席上折断敌人兵车。’”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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