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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这位年轻人在执政政府后期写作时所具有的天赋和高涨热情却不见了。“冗长与毫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柯勒律治写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页边的评论：“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第一版很难见到，可见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马尔萨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著作中获得的收益总数不超过1000镑），它一经面市，马上就脱销了，尽管五年之后才出了第二版。这本书立刻引起注意，小册子之间的笔仗也随即展开（据博纳博士说，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来，这种笔仗就没有停止过。反对者们提出理由抨击那一在进化历程中从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并且认为，在有意识地对幸福的追求中，人们敢于从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们手中夺得政权。
佩利本人被说服了，而他从前认为“一个国家可能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就是人口的衰减，人口的增长的目标，在所有国家都应当胜过其他一切政治目标。”《人口论》同样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奥特记载了皮特与马尔萨斯于1801年12月的一次会面：“碰巧这时皮特先生正对剑桥大学做一次竞选访问……在基督学院院长住宅举行的晚餐会上，有几个年轻的旅行者作陪，特别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人。在谈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雅法的大屠杀、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莱尔等轻松话题时，皮特先生也放松下来与大家闲谈。”在1796年，皮特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而到了与马尔萨斯见面的前一年，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在众议院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表示敬意，“对他们的意见他必须要加以尊重，”据说，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论》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富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纪的作家利用过，但由于表达拙劣而没能引起世人注意。
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文科学的英格兰传统之中——植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思想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之中，我认为，在情感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延续性。从18世纪到现在，如果我要如此表达——这一传统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佩利、本瑟姆、达尔文和穆勒，这一传统表达着对真理的热爱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没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学，它代表了公正和民众精神。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脉相承，在实际内容上也息息相联。马尔萨斯身列其间，当之无愧。
马尔萨斯从他的演绎的剑桥方法——无论是数学学位获得者佩利，还是一无神论者采用的方法——到后面诸版采用的归纳性论点的转折起因于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为了搜集资料，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和俄罗斯的一些地方，这些是当时对英国旅行者开放的少数的几个国家。在1802年的短暂和平期间，他还访问了法国与瑞士。北方的旅行是与基督学院的朋友奥特、克拉克和克里普斯相伴而行。E．D．克拉克是个天生的旅行家和收藏家。马尔萨斯和奥特被他的异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惫不堪，而对克拉克，这不过是稍作表现而已。
克拉克和克里普斯又继续了两到三年的旅行，当他们从君士坦丁堡返回时，已经收集了许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其中很多目前保存于菲茨威廉博物馆。他们在家中的朋友们则坐在基督学院的研究员休息室里，怀着极大的好奇和兴趣阅读克拉克的来信。这些信件有许多收录在克拉克的《生活与旅行》。克拉克后来成为基督学院的高级导师（1805年），第一位矿物学教授（1808年），最终成为大学的图书管理专家（1817年）。
与此同时，马尔萨斯在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并在1800年匿名出版（像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样）了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对目前供应的过高价格的原因调查》。这本小册子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已倾向于使用处理具体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在此后与李嘉图的通信中进一步展开。我对这种方法我深有同感，并且认为，比起李嘉图的方法来，这种方法更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按照马尔萨斯的颇令常识的主张，价格和利润主要决定于他所说的（尽管并不很清楚）“有效需求”。李嘉图则采用了苛刻得多的方法，在“有效需求”背后，他一方面归因于货币状况，一方面归因于产品的实际成本和实际差别，认为这些基本因素以唯一的和清晰的方式自行发挥作用。他把马尔萨斯的方法看作是十分浅陋的方法。然而，李嘉图在使他的许多成功的论点要义简单化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偏离了客观事实；而马尔萨斯却使他的说法接近结论，从而紧紧抓住了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东西。李嘉图是诸如货币数量论和汇价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创立者。当人们在观念上痛苦地脱离这些伪算术定律的控制时，人们才能够，或许是100年来第一次，理解马尔萨斯的晦涩结构的真正意义。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在这本早期的小册子中被天才地表达出来。“这一想法对他的震撼之大以致于他骑上马从黑斯廷斯跑到镇里”，在他的“镇里的阁楼”上呆了两天，“熬夜到两点来完成这一想法，以便它在议会开会之前产生出来”。他在思考为什么供应价格上涨之高远远超过收获不足所能产生的影响。他没有像李嘉图几年之后那样归因于货币数量。他把原因归结于劳动阶级收入的提高造成的随着生活费用增加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我极其强烈地感觉到，在王国的多数地区随着谷物价格上升而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的企图，连同国家的富足，这使得提高薪金的企图得以实现，相对说来是造成此次供应价格上涨的仅有的原因，因为这次价格上升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短缺的程度，大大超过了那些以上原因不起作用的国家价格上升的程度……
“让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有50个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于生产上的某些失误，只够供应40个人。如果第40个人可以花两先令买这件商品，而他前面的39个人的出价都不同程度地高于两先令，余下的十个人的出价都少于两先令，根据真实的贸易原则，这件物品的实际价格将是两先令……让我们假设现在有人给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个穷人每人一先令。现在所有的50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先令，即先前确定的价格。根据公平贸易的每条真实原则，这件商品将马上涨价。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问，根据什么原则把能支付两先令的50个人中的十个排除在外？因为依据假设，商品还只能供给40个人。穷人的两个先令与富人的两个先令一样是钱；如果我们不采取涨价而让最穷的十个人（或许他们是）支付不起的办法，就必须掷硬币、抽签、摸彩或者动武来决定谁将被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比对同样的钱进行不光彩的区分的办法更合理的方式来分配一国的商品，而以上这些方法显然偏离了我的目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文明的、已启蒙民族的习俗，根据每一条商品交易规则，价格必定会上涨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点。这一点也许是两个半先令或更多，将成为商品的价格。如果再给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令：每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半先令，价格必然立即随之上涨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类推。”
语言和道理都是简单的，但这却是系统性的经济学思想方法的开端。小册子中还有很多——几乎整篇——都值得引用。这本《调查》是马尔萨斯所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伟大的章节；现在，既然已经从引述开始，我就禁不住引用第二版（第571页）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了更出色的包装（转引自佩因《人的权力》中的评说）：“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个人没被邀请而前去参加宴会一样，女主人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能唤起某些宴席中的宾客的同情的话。而如果有宾客站起来为他让座，其他不请自到人会立刻闯过来要求得到同样的恩赐。如果来者将分食物的消息传开，宴会厅里将会挤满数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就此破坏了，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困乏；宾客们的欢乐被破坏了，大厅中的每个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赖的场面，都是被激怒的人们闹嚷嚷地纠缠不休，因为他们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并没有找到。客人们将后悔不已，他们不该抵制女主人发布的对闯入者的严酷命令，因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够的享用，但她知道她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的人们，因此当她的宴席已经坐满时，她就要客气地拒绝接纳那些新来的人。”
马尔萨斯的另一本小册子《致萨缪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关于他的修改〈济贫法〉的建议案》则无如此幸运。这完全是一次对《人口论》中原理的应用。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