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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以及金融和工业界人士，他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热门话题，一时间热闹非凡。在这些集会上，福克斯韦尔的发言最引人入胜，最彬彬有礼，也最具魅力。在圣约翰的教员休息室里，一代又一代的同事们都乐于聆听他那清新的谈话，他的谈话毫无学究气，尽管他始终固守着学术这片领地和它所孕育出来的每一个保守观念。他的生活恬淡、质朴，一顿美餐、一瓶好酒、一个好伙伴，都能让他感激不已。
福克斯韦尔在55岁之前一直是个单身汉，1898年7月他娶奥立夫·梅为妻，她是W·E·多灵顿的长女，是一个有名的曼彻斯特货运公司的成员。他还在教学的时候，把学院的那间屋子用来储藏书籍，自己则搬到剑桥哈维路1号居住，他在这里住了将近40年，直到去世。他有两个女儿，长女名叫奥德里，在他妻子于1930年去世之后，这位长女就为他照管家务，从他晚年直到垂暮之时，一直以无限爱心对他进行无微不至的照料。尽管福克斯韦尔很有魅力，但他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他既任性又顽固，有时还非常不尽情理——如果谁想与他疏通龃龉，避免争吵，就会发现他非常难缠。可能是他的爱尔兰血统使他如此倔强、不肯退让，并且完全漠视英国人那种尽量避免决裂和出言不逊的习惯。对于那些薄脸皮的英国人感到痛心疾首的争吵，他却完全能够泰然自若。戈德史密斯图书馆存放着他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书籍，而伦敦大学当局处置这一图书馆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并与之展开了无休止的争吵，1915年之后，他就再未踏入这个图书馆的门。当然，他有理由大加抱怨，不过如果采取温和一点的方式，事情可能就会得到解决。他的我行我素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但这阻碍了他在讨厌争吵的英国学术界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曾
以为60年前他在剑桥的青年时代脾气并非如此，这只是后来才发生的转变，但看来恰恰相反。刚才我们提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这使我们又回到那个最后的、也是首要的主题上来。福克斯韦尔一生主要的工作以及他值得为后人所称道的成就，是他对17世纪到19世纪中有关经济学的所有书籍、文字的研究、分类和收藏。
麦考利和约翰逊博士一样，也强调了那些短命的论文和小册子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可以指引历史学家们追溯当代思想的源流。麦克库洛赫第一个对这样的经济学文字做了收藏，不过他的收藏，按福克斯韦尔的话来说，缺憾很大，因为他“把那些不符合自己正统标准的书全都排除在外”。第一个进行无所不包的收藏的是杰文斯，福克斯韦尔也正是从他那里才学到了这一习惯。那是在1875年，杰文斯与福克斯韦尔一起在伟大波特兰街上漫步时，杰文斯劝福克斯韦尔在一个书亭里买下了一本兰德纳的《铁路经济》，自此而一发不可收，其后的60年中，福克斯韦尔购得7万多本书。仔细研读二手书的目录，挑选、购买、阅读那些新发现的文字，为它们作批注、编目录，以及把它们捆扎起来，这些，占去了福克斯韦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和精力。买来的书他读了很多，他所写的简短而重要的笔记和摘要多达数千件，它们有的写在封面内侧，有的写在衬页上，有的写在有衬页的纸封套上，还有的就写在纸封面上，这些使他的藏书的价值大大增加。他所收藏的小册子中，有很多是为哈佛大学预订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他开始买成套的著作，而不仅仅买那些单行本。如果错过一本值得买的书，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道德问题。我记得他曾劝告我说，在这种事情上绝不能犹豫。他常说，“我经常为没有买一本书而后悔，但却从未因为买了哪本书而后悔。”去搜寻、查访，如果可能就买下来，这样就是一笔意外的收获。为了买到自己所喜爱的珍稀书籍，什么也挡不住他——不过，也许在过去那个时代他还无法习惯现已十分平常的高价格，因为他主要得靠自己。这种不可遏制的热情常常使他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他自己财产微薄，从没担任过报酬较高的职务，我怀疑他的年收入是否曾经达到过1000英镑。因此，当他想方设法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藏书家之一时，那的确是令人赞叹的。不过这意味着在其他方面的节制以及他夫人的热心帮助——他们的生活多年中竟没有一个仆人。
他常常大笔地透支，那样大的数额即使是比较宽容的银行也不会允许。后来，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危机，他不得不卖掉了一部分藏书，不过，一旦有了收入来源，他的另一批收藏就马上开始了。他总共积攒了四批藏书，两批较大，两批较小。
第一批，也是最辉煌的一批藏书，世间难能再有。1901年，戈德史密斯公司买下这批藏书并将其转赠给伦敦大学。在希格斯先生所编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词典》第一卷的书后附录中，福克斯韦尔以“经济学图书馆”为题讲述了这次购买的前后过程，同时也谈到了许多这批藏书的情况。本来，一家美国图书馆准备购买这批藏书，但在英国却没有人乐于购买。“在许多失败的尝试之后，皇家经济学会理事会在1901年6月25日的《泰晤士报》上向公众做了呼吁，同日还得到一位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支持。两天之后，令人尊敬的戈德史密斯公司提出愿意购买，于是双方成交。这样，这批藏书就留在了这个国家，而藏书的内容正是对这个国家历史的描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随后把这批藏书赠给了重组的伦敦大学，并将其储存在南肯星顿帝国研究所的中心大楼里。”戈德史密斯公司最初支付的价格是1万英镑，然而在1901年之后的13年里，它依然表现了它的慷慨大方，又追加了大约4000镑，以使福克斯韦尔能够继续收藏，并且使他能够以十分豪华的风格对这些小册子作了装帧。然而，福克斯韦尔继续藏书和使这些书获得精美外表的兴趣遭遇了挫折，挫折并不是来自戈德史密斯公司，对于它的慷慨大方福克斯韦尔曾赞不绝口，挫折是来自于大学。在福克斯韦尔看来，大学的官员们总是忘记托付给他们照管的这些东西的独有价值。尤其过分的是，藏书室同时还要用作会议室、衣帽间和其他一般用场。由于被这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占据着，那些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们却总是被拒之门外。在如何处置那些用额外赠款购置的图书上，也存在着许多官僚主义问题。最后，福克斯韦尔终于忍无可忍了，他退出了图书馆委员会，并从1915年春开始，就不再踏访他的这些珍爱之物。这种状况对福克斯韦尔打击极深，在他后面三分之一的生命里，这成了他的焦躁与愤怒的持久来源，以至于只要说起他，就不能不提起这件事。问题的原因当然在于大学的空间过于拥挤。在希鲁姆斯伯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地方，又建起了一所新的大学，其中专门为这批书设计了与之相匹配的安放之所，这样，福克斯韦尔的灵魂可以在他的财富上空心满意足地盘旋了。
收藏是从1880年正式开始的，当时是为了编纂“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本的《国富论》”而搜集资料，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福克斯韦尔把这当作自己当时头等重要的工作。后来，福克斯韦尔自己记述道：“阿诺德·汤因比对工业革命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为了他能够使用，藏书涵盖了1760－1860年这一时期。后来，放弃银本位制这一不幸事件变得引人注目，于是藏书也开始注意通货和银行业问题。这样，藏书就呈现出一种总体上的特点，对于涉及英国历史的内容务求其全，某些方面的国外动态也尽量使其具备代表性……涉及英国的经济思想史是十分完整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在此之前的经济学家的资料也十分全面……如果说这里有什么侧重的话，那就是它力求搜集那些残缺而晦涩的文字，因为沿着这条线索可以发现那些几乎默默无闻的大众们的观念。这些文字，在将来，可能产生独特的价值和感人至深的意义。”这样，这些藏书就显著地体现出个人作品的色彩，它表明了福克斯韦尔本人在各个阶段的主要兴趣。最终，福克斯韦尔把它确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记录社会阵痛和思想困惑的资料，它与那些经济哲学家们对终极幻象的憧憬相去甚远，但是，现代社会正是从这些阵痛和困惑中诞生的。
这样，直到1913年或1914年，福克斯韦尔的主要工作就是使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的藏书更加完善，尽管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机会通过购买这些藏书的复本形成自己的第二批藏书。不过在此之后，第二批藏书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标。战后，那些英国绅士们在17…19世纪收藏起来用作适宜的家居装饰的图书大量散失，这成了福克斯韦尔的大好时机。到1929年，他80岁的时候，尽管还有戈德史密斯公司支付的购书款带来的收益，但他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又一次的透支危机。福克斯韦尔认为，银行家们应当把这些独一无二，而且总是升值的藏书看作是更安全的投资，其他投资，以他自己的经历来看，却常常贬值为零。然而，银行家们有自己的观点，对此，福克斯韦尔常常表示抗议，这对他来说倒不是装腔作势。当时，除了他的主要藏书之外，他的第二批藏书中大约还有4000件复本，为了解决眼下的危机，他决定首先把这些复本卖掉。他为此写了一个内容简介，对这批书的特点作了介绍。这个简介后来落入阿利·扬教授之手，他当时在伦敦短期任职，在他的建议下，这第二批书被哈佛大学以4000镑的价格买走。不过，当他为此目的到剑桥访问时，他发现能在圣约翰和哈维路参观到的那些主要藏书要有价值得多。这次访问的结果就是，这批图书也最终转归哈佛所有，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福克斯韦尔死后才转交哈佛的。这批图书，大约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