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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主席和第二届议会的参议员。他是慈善机构协会的创建者或起码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对于该组织的活动他十分热心。在以合理的速度为工人阶级提供体面的住房方面，他是个先驱，他是东头住宅公司和公寓住宅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在直至去世的52年中始终担任后者的主席。不过，他那用之不竭的精力，最终还是主要表现在学者的工作中。一段时间里，他曾尽可能地放弃一切活动，用节余的时间致力于编纂一本意大利语…英语词典，一开始他并没有意大利语方面的专门知识，但仍然孜孜不倦，他早早起床，凌晨四点就开始在空荡荡的银行里工作，他把字母表中的一半放在银行，一半放在家里，8年之中辛劳不辍。像约翰逊一样，他在序言中把自己的计划解释为分辨那些过时用语、方言以及“拉丁俚语”的衍生词。他此前从未写过书，也怯于发表任何作品。但这本词典在191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核准通过了，并于1915年出版，很快它就成为一本标准的参考书。紧接着，在1919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简明意大利语词典》，分为两卷（意…英和英…意），都曾多次重印。
他读过很多书，像埃奇沃思一样，对经济学和古典文学的著作几乎无不涉猎，他尤其喜欢荷马和但丁的作品。战争之后，编完了《词典》，他就把兴趣转移到经济学上来。对于那些最新的理论，他总是勤勤恳恳地阅读，但只要他觉得那些理论与现实关系不大，他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他思想开明，不存偏见，同时又生性谨慎，偏爱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他对控制通货膨胀和国债增加的态度，这是两个他特别感兴趣的题目。他喜欢奇思异想，但又从不践越雷池；他总是想些旁门左道的事情，但行动起来又十分谨慎。他写了几个简短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名叫《英国的国民需求》（埃奇沃思曾在《经济学杂志》第31卷，第91页对此书作了评论）。去年，当他87岁的时候，又下力气研读了我的《就业通论》，并就此与我多次通信。他最后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稿件就产生于这些通信，此文以“时论”为题收录在后面的第760页。我曾承认他的术语虽然有用，但比较拗口，这之后，他就又发明了一套术语，听起来就更不顺耳。去世前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一段摘录：“希望你身体还好，我已经不行了，昨天我又长了1岁，88岁了。虽然还不一定，但也可能你我再也见不到了。请在下周四把这封信读给我们的朋友听。我们的学会是统计学会的一个衍生物，但正如哈罗德所说的，我们发展了它的动态方面，因而现在没有什么待别的统计学方面的特征。我希望经济学会加强对非党派政治的注意，比如几个经济学家通过联合发表公开信（最近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向公众解释清楚可能提出的任何计划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指明了局限性之后，公众的目光就可能被引向更长远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目光短浅。幸运的是，现在看来世界能够保持和平的发展，各国可以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英国发展的道路几乎可以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差别并不在于某项社会改革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在于推行它的速度。
这些都与关税、税收、通货膨胀等问题相关联。尤其是通货膨胀，为保持适度的通货紧缩，这正是政府管理的应有之义。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所有这些，就是我的遗言，希望学会的成员们能够加以考虑。”
下面这段摘录取自于他在生前最后一个月所写的另一封信。“未来将会怎样，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是可能的，那就是，如果信仰得不到更广泛的发展，欧洲就不会走向繁荣。我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或教会，而是指认识到对上帝、对人类的责任，同时拒斥那种只针对于某一国家的责任，除非是偶然发生的重大的国家责任。”
他于1881年娶了比阿特里斯·波拉德，爱德华·邦德之女为妻，他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妻子1930年去世。他的女儿，海伦·霍尔小姐这样记述他：“他在萨塞克斯置了一小处地产，和妻子一起在那里建了一所住宅和一个花园，并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他尽享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经常与家人们玩游戏，尤其是草地网球和高尔夫。他喜欢打猎，对自行车的发明也兴奋不已。他还热衷于打桥牌。晚年，他还有另一项爱好，就是整天兴冲冲地忙着种树。尽管他的精力慢慢不济了，但直到临终他还能干点儿什么。小时候他身体十分虚弱，只是在一个与他们共同生活了70余年的保姆的精心照料下，他才得以长大成人，不过到后来，他的身体非常之好。邻居们都知道，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到车站做四英里的散步，即便年老之时也依然如此。他的脾气非常冷静平和，不知生气为何物。他心胸宽广，有一次他曾经说，在他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他不喜欢。他声称喜欢自负的人，因为他们总有值得自负的东西！在哲学上，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无中有万物’。”
在我早年担任学会官员的时候，以及在此之后，我都一方面得到了埃奇沃思的支持，一方面得到了艾尔弗雷德·霍尔的支持。随着他们两人的逝去，为人们所深爱的古老文明也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听到，野蛮人正在蠢蠢欲动。
第三篇 人物小品
第二十一章 威廉·莱克斯
我们极其惋惜地宣告威廉·莱克斯教授的逝世，这个不幸的消息刚刚来自格丁根。莱克斯于1837年7月17日出生在阿肯附近的埃施韦勒，1855年注册入读波恩大学，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在波恩预科学校当过几年助教。1861年，他前往巴黎，投入对法国经济状况的研究，很快作为一名经济问题的权威而知名。1872年，他被选为施特拉斯堡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两年后，他移居多尔帕特；1876年，又从这个地方前往布赖斯高的弗赖伊。1884年他应邀到了布雷斯劳；1887年他最终定居于格丁根，在那儿，他继续从事教学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莱克斯在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主要与著名的《社会科学大辞典》有关。在这部著作的编辑中，他是康拉德教授的同事之一（在《法尔比彻》的编辑中也是）。在内容庞大的编辑中，他负责同通货和货币的一般问题及公共财政有关的大量工作。直至生命的尽头，他继续就货币科学与实践的进展为《法尔比彻》撰稿。
莱克斯对知识的最具创造性的贡献，大概是他将统计调查在人口和性比率问题上的应用，以及这些调查引导他发展出的纯统计理论。以《婴儿性别比例的先天可能性问题》为代表的论文就是他这方面的贡献，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些至为重要的新的理论概念。但大约1886年以后，他的头脑似乎已开始转向货币与金融问题；他的统计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其重要性很缓慢地得到普遍认识——留给了别人，尤其是留给了拉迪斯劳斯·凡·伯特克维茨。莱克斯的方法，于1885年被埃奇沃思教授在其关于《统计方法》的文章中介绍给英国读者并引起了关注，这篇文章刊登于《统计杂志》狂欢节卷。
1904年当选为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的莱克斯教授，是《经济学杂志》的一位极有价值的偶尔的撰稿人。1895年他写了《黄金升值与国际贸易》，1897年写了《德国的新汇兑法》，1910年写了《德国银行委员会》。莱克斯兼备高度的科学卓越与无私的可敬个性（作为证明，例如，他对复本位制问题的态度），是资深经济学家群体中令人尊崇的一员；这个资深经济学家群体中的少数几位，仍然占据着德国主要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席位。上个世纪的70和80年代，这些席位在德国经济科学中被赋予极高水平的荣誉。
第二十二章 弗雷德里克·希雷斯登·基林
康沃尔的第六任公爵弗雷德里克·基林准尉在索姆河前线的牺牲，使学会失去了一位研究社会和经济状况极有希望、有前途的一名学者，使杂志失去了一位很可珍贵的撰稿人。他于1916年8月18日倒在了德国战壕里，安息于他的轰炸机的头部。
弗雷德里克·基林在他的30岁时，受教育于温彻斯持（在他对“公学传统”的厌恶中他有时倾向于隐藏的一件事实）和剑桥三一学院。在剑桥他因很多英勇行为而著名，这些行为可以说为社会主义者占据的职务恢复了清白，使其成为大学社会中一种被信任、被尊敬的职位。作为剑桥大学费边社的实际重建者，他是该社主席。继任者是鲁珀特·布鲁克，处于它名望与影响的第二个全盛时期。
离开剑桥之后，他在伦敦南区的一处工人住宅生活了一些年，随即成为利慈政府就业辅导处的一名管理者。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关于童工管理的书。战前不久，他返回伦敦，在搞其他活动的同时，忙于担当《新政治家》的经常的投稿人，编辑《蓝皮书补编》。战争爆发后，他旋即从军于基奇纳的第一军纵队，并迅速升至准尉职位；根据他的个性、同样根据他的理论，轻蔑地拒绝了任何这样的建议：作为准尉如此重要的一个权威，应当屈尊接受陆军中尉的委任状。在他的营队在奥尔德肖特和索尔兹伯里平原训练的这段相当长的时期，基林感觉非常幸福，在他的排和营中体验着团体共同生活带来的强烈感觉，对此他总是渴望和鼓吹。使他的朋友们大笑的是，他曾热衷于争辩如共同就餐等的巨大精神好处，在军队里他的天性和活动得到了满足。编辑营部杂志，组织越野赛跑，在第一军团的可能的优越之处的基础上高谈阔论甚至吹到具有远征军的神话般的优点。他的一位朋友，一位在奥尔德肖特准尉食堂拜访基林的人感到他的渴望和喧嚣的头脑最终快乐地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