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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种一般的判断上又不能走得太远。其实，这个民族对约瑟菲妮还是顺从的，只不过并非无条件罢了，他们或许没有能力去嘲笑她。大家也承认：约瑟菲妮身上是有些可笑之处，并且就笑其本身而言，它距我们又总是那么近，尽管我们的生活艰难，可轻轻一笑在我们这里总是很流行的，但是我们不嘲笑约瑟菲妮。有时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自己与约瑟菲妮之间的关系的：她是一个脆弱的、需要爱护的、出类拔萃的小家伙（在她看来是由于唱歌而出类拔萃），她是托付给他们照管的，所以他们必须照料她。其中原委谁也搞不清楚，只是事实的确如此。对于一个托付给你的人，你是不会嘲笑的；假如你嘲笑了他，便是失职。我们中间那些最恶的对于约瑟菲妮最大的恶意是当他们说：〃看到约瑟菲妮，我们就笑不出来了。〃
这个民族以父亲对待孩子的方式照顾着约瑟菲妮，那孩子将小手伸向父亲不知是请求还是要求。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民族不会履行这种父亲的义务。然而，事实上我们是这么做了，而且至少在对约瑟菲妮的照顾上无可挑剔。在这方面，没有哪个独自可以完成这件由整体才能办到的事。当然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力量悬殊是巨大的。这个民族有足够的力量将被保护者拉到自己身边，给她温暖，使她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大家却不敢对约瑟菲妮说这些事。〃我才不要你们的保护呢。〃她会这么说。〃对，对，你不在乎，〃我们心里想，而且事实上这也并非是在违抗，与其说是违抗，倒不如说是孩子般的感谢。因此，父亲的态度则是随她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更难以用这个民族与约瑟菲妮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解释。因为约瑟菲妮的意见恰恰相反，她认为：是她在保护着这个民族。她的歌声可以把我们从政治经济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歌声的作用就在于此。即便它不能驱赶不幸，至少也能给我们以力量去承受不幸。她虽然没有这么说出来，也没有用别的方式表达，她本来就很少说话，在这群喋喋不休者中，她是沉默寡言的。但是，这一点从她那双眼睛里已流露出来，从那张紧闭的嘴上我们这儿只有少数人可以闭上嘴我们也可以觉察得到。每当坏消息传来（有时这种消息接踵而来，其中也搀杂着一些假的和半真半假的消息），她立刻会挺身而起，而往常则是无精打采、就地而卧。她挺起身子，伸长脖子，试图像牧羊人在暴风雨来临时察看羊群那样把自己的同伴尽收眼底。当然，孩子们是会放肆、冲动地提出类似的挑战，可约瑟菲妮做起这些事情来倒不像他们那样毫无道理。不消说，她拯救不了我们，也不可能给我们以力量。扮演这个民族救星的角色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个民族惯于忍辱负重，毫不顾惜自己，当机立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只不过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争勇好斗的气氛中，表面上看起来胆小、懦弱。此外，这个民族的繁殖力也很强我是说，事后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轻而易举的。这个民族始终在以各种方式自救，尽管要做出牺牲牺牲之大足使历史学家触目惊心（我们民族总是忽略历史研究）。然而，事实上在各种危难时刻我们都恰恰能更好地倾听约瑟菲妮的声音。大难临头使我们更加安静、谦恭，对约瑟菲妮的指挥更加百依百顺。尤其当磨难我们的大事即将出现时，我们愿意聚合在一起，挤作一团，仿佛我们还要在战斗前匆匆地共饮一杯和平酒是的，必须抓紧时间，这一点约瑟菲妮常常忘掉。这又不大像是一个演唱会，而更像是一个群众集会，除了前面那轻轻的口哨声外，到处一片寂静。这种时刻太庄严了，以致于谁也不想再对她瞎嚼舌了。
当然，约瑟菲妮对这样一种关系是根本不会满意的。由于她的地位从未完全明确，因此她总是神经质地感到不快。尽管这样，她还是常常受自信心的迷惑而看不到一些事情，并且，不费力气就可以使她忽略更多的事情。于是，一帮谄媚者便不断活动，起一些有利的作用，但是他们只让她在一个集会的角落里唱歌，而且是随便附带的，并不受重视。她肯定不会为此把她的歌声奉献出来，尽管这根本不算是轻视贬低她。
但是，她也不必这样，因为她的艺术并非不受重视。尽管我们考虑着其它事情，会场上的宁静不仅仅只是为了听歌，有的根本不抬头，而是把脸贴在同伴的毛皮里，好像约瑟菲妮在上面是白费力气，其实不可否认她的口哨声或多或少地灌进了我们的耳朵里。口哨声一响起，全体都要保持沉默，好像民族对个体发出了重要信息。约瑟菲妮那尖细的口哨声面对的是难以做出决定的我们，就像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生存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之混乱中。约瑟菲妮坚持着，尽管她的声音并非与众不同，尽管她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还是坚持着，打通了连接我们的道路，使我们去思考。假使这时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们是肯定不会容忍的，而且会认为他的表演是瞎胡闹并一同加以抵制。但愿她没有认识到：我们愿意听她唱歌这一事实证明了她并非是在唱歌。对此她一定有所感觉，否则为什么她总是极力否认我们在听她唱歌呢？但她又总是在唱，将这种感觉抛至一边。
但是，她还总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听她唱歌，就像在听一个艺术家演唱。她达到了一个艺术家在我们这儿竭尽全力也达不到的效果，并且这种效果仅仅恰巧是因为她的方法欠缺所致。这大概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不知何为青年，大家也几乎没有青年时代。虽然不断地提出这种要求：应该保证孩子一种特殊的自由和一种特殊的照料，让他们有权利稍稍自由些，稍稍过分地胡闹几下，并多多少少地玩一玩。应该承认孩子们有这一权利，并帮助实现它。提出这类要求时个个都赞成，再没有比赞成它更值得赞成的了。可是，也再没有比我们现实生活中更不能兑现的东西了。大家赞成这些要求，但是过不了多久，一切就又变成了老样子。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要他刚刚学会走路，刚刚稍微能辨认四周环境，他就必须像成年人那样照顾自己。由于经济原因，我们分散居住的地域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不能让孩子避离生存竞争，假使我们这样做了，那孩子们将会过早地夭折。除了这些可悲的原因外，自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个民族的繁殖能力极强。一代紧接着一代，每一代都不计其数。孩子们没有时间当孩子。而在其它民族，孩子们会受到精心的照料，并为他们建立学校。从学校里每天蜂拥出来的那些孩子们是民族的未来，在较长的时间内日复一日从那里出来的都是同一批孩子。我们没有学校，但在最短的时间间隔，却会从我们民族涌现出一群又一群孩子，不计其数。当他们还不会吹口哨的时候，便快活地发出尖细的嘶嘶声；当还不会跑的时候，便打滚或挤在一起滚个不停；当还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便合伙笨拙地将一切都拖走。我们的孩子哟！不像那些学校里的同一批孩子，不，我们的孩子不断涌现，没有止境，没有间断，一个孩子刚出世不久，他便无法再做孩子了，他的身后又涌出了新的孩子面容，他们匆匆出世，欢欢喜喜，数量之多，无法辨认。当然，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其它民族会因此而嫉妒我们，但是我们却无法给孩子一个真正的童年。这事自有其后果。我们民族渗透着某种消除不掉的、根深蒂固的孩子气，这同我们可靠的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这一最大优点恰恰相矛盾。有时我们的行为极其愚蠢，跟孩子们干傻事一模一样，没有意义，浪费，慷慨，轻率，而所有这些经常仅仅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当然我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不如孩子们的多，但肯定还是有那么一些。约瑟菲妮就一直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孩子气中得到好处。
我们民族不仅只有孩子气，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未老先衰，我们这里的童年和老年与别处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期，我们一下子就成年了，而且成年阶段又太长，所以，某种厌倦和失望就会在我们这个如此顽强和自信的性格中划上痕迹。我们缺乏音乐才能大概与此有关。我们太老了，搞不了音乐，音乐的激情与亢奋与我们生活的艰难不合拍，我们疲惫不堪地拒绝了它，回到了我们的口哨上。偶尔稍微吹几声，就会感到恰如其分，心满意足。谁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音乐天才，即使有，肯定也会在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之前被我们同伴的这种性格抑制扼杀掉了。与此相反，约瑟菲妮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吹口哨或者说是唱歌她愿意怎么讲都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适合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它。假如这里包含着丁点儿音乐成分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某种音乐传统被保持了下来，但它却丝毫没有加重我们的负担。
然而，约瑟菲妮带给这个具有此种心情的民族的要更多一些。在她的音乐会上，尤其是形势严峻的时候，只有那些男孩子们会对约瑟菲妮本身感兴趣。他们只是惊异地看着她怎么撅起嘴唇，从小小的牙缝之间吹出气来，欣赏着她自己发出的声音，然后又放低声音，再利用它达到一个新的愈来愈费解的演唱高潮。但是显而易见，多数观众只顾低头沉思，大家在这短短的战争间歇做着自己的梦，仿佛他们的四肢都松开了，仿佛不得安宁者终于可以在民族的温暖大床上尽情地伸展四肢躺下了。有时约瑟费妮的口哨声会传到梦中，她称之为珠落玉盘，我们则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