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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运输的困难
从天津到陕西南部的蒲州有800里路。政府运送粮食必须走这么远的路。也就是说近一些的地方没有粮食，方圆80里以内都是饥荒区。平民不能雇用骡子运粮，因为牲口都被吃掉了。山上的路超乎想象地难走，因而，对一支有六七头骡子的队伍而言，超过半吨运起来都困难。 此外，山上的隘口的路非常窄，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让马车和骆驼交错着通过。为克服这个困难而规定：所有的骆驼，加在一起有一百只，应当晚上走，白天只准马车和骡子通过。 听说从沿海运送粮食的这种困难，我随身携带了一个袖珍晴雨表，沿途观察海拔和低气压的变化情况。到太原府后，利用这些海拔和低气压的数据，我做了这条路的地图。 那年冬天也是历年来最冷的。黄河上了冻，这样马车可以从冰上经过，这是三十年没有的事。 1876～1879年的大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在此期间中国十八个省中有一半遭受或轻或重的灾害。灾荒结束时，毫无疑问，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死于这场灾难，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数。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确确实实，一位清政府的高官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人们迁往满洲，虽然那里的谷物便宜很多，而这发生在在土地的价格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的时期；同样真实的是邻省的某些官员禁止向陕西出售粮食。这使得饥荒的状况更恶化了。 在回太原的路上，通过快递，我把日记连同我收到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们的回信经过天津寄往上海。 7．内地会。传教士，詹姆士和特纳 此时，上帝号召更多的基督救助者前往中国，以缓解中国的困境。1877年初，中国内地会的特纳（）及詹姆士（）先生到达山西。在整个夏秋季节，他们边布道，边把圣经和小册子发给饥民。但是他们两个都感染上了因饥荒而引起的热病。詹姆士先生患病后，非常虚弱，不得不离开。特纳先生陪着病人来到沿海。11月份，他们离开太原府，恰好是我到达那里的前两天。他们的有关灾民极度贫困的报告唤起了巨大的同情。 另外，在汉口的伦敦布道团的阿诺德·福斯特（）牧师前往天津打听山西灾情的状况。经过直隶，在山西呆了一两天之后，亲眼所见足以使他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去英国，为救济饥荒筹集资金。他也是在我到达的前两天离开山西的。他到英国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先生在伦敦。福斯特先生向他讲明情况，恳求在英国成立一个救济金基金会。但是，公众希望得到有关饥荒的更详细的情况。我的日记和报告经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手从上海到了伦敦，恰好在需要了解山西可怕灾情的细节的时候。 8． 在救荒中与中国官员合作 送走报告后，只要钱一到，我随时把救济金发到该发的地方去。但是，当地的巡抚却迟迟不给我回信。钱在我的手里，而与此同时一些人却要被饿死，我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捎话给巡抚，由于这么久没得到他的任何明确行动方案，我建议在五天内把救济金发给灾情最重的几个村子。我自主其事的行动使他坐不住了。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扰乱地完成工作。我告诉他们我非常满意。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 官府在城里和主要的集镇设厂施粥。太原府的一个地方，每天有两万人前去领一碗小米粥。在山区的农村，农民想领救济的必须登记排队，每人每月100个铜板，也就是每天三个铜板。当时，二十个铜板等与英国的一个便士。 9 向巡抚提建议 幸运的是，曾经做过将军的曾国荃这段时间在山西做巡抚，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需要高压政策。前面我已经提到，他发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命令，宣布如果有人胆敢暴乱或抢劫，城里的行政长官和村里的村长可以就地正法，而不用向巡抚请示。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决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 一回到太原，我就向巡抚建议了三条救灾措施： ⑴大规模向满洲和其它粮价低的地方移民； ⑵启动公共工程，如修筑铁路，这不仅能立即给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可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 ⑶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税。 一群候补道台根据巡抚的命令讨论了我的方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浸礼会的提议
大概是在1878年的1月26日，我写信给我们会的秘书，A·H·贝内斯（）先生，指出，当中国的第一批高级官员访问英国和美国时，他们被带去参观剧院和博物馆，却曾来没有被带着去参观过教堂或听过布道。因此，我请他采取措施，让英国最优秀的基督教士绅对中国新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是第一次去英国，应该让他了解西方文明的精华，以便理解从初期到现在基督教传教士对人类文明的奉献。那将是祖国的朋友们所做的伟大的精神性工作，公使会把它汇报给帝国的中央政府，这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将是巨大的贡献。我请贝内斯先生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建议，如果他认为这个建议有价值的话。 不仅动员国内的基督教士绅通过伦敦的公使做工作，我还专为中国的读书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指出中国的前贤先哲往往因为公众所遭受的灾害谴责皇帝，然而现在，官员们却把无法挽救的饥荒理所当然地视为上天的意志，以此来表明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但灾荒是可以挽救的，如果官员们振作起来，尽职尽责，并且学习其它国家的赈灾经验。儒生的傲慢自负，佛教徒的无所作为，道教徒和风水先生的迷信，确确实实是一种罪过，亿万民众因此陷入了毁灭的境地。关于赈灾，好多方案已经被讨论过了，但最好的方案是东西方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因此，我呼吁，中国和外国的优秀人才要走到一起，相互协作，以求中国富强。 11 写信给各个新教差会，建议联合与协作 1878年2月7日，我写信给中国的各个新教差会，指出由于没有联合起来，相互协作，我们的传教努力缺乏成效。每个差会都独行其事，建立了相互冲突的学校、医院，在同一个地区的传教手段完全雷同，与此同时，却有大量需要些的宣传材料没有人来做。“传教士们就像漂浮在海洋里的船，没有海图和罗盘，没有船长也没有大副”。 但没有人对我的信做出回应。传教士团体还没有做好协作行动的准备。只是在30年以后，在1907年的百年纪念大会上，这个问题才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12 希尔、特纳和瓦尔廷的到来以及瓦尔廷的去世 1878年5月，乘坐天津海河开河后的第一艘轮船 ，韦斯理会的大卫·希尔（）、中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