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涫�1875年。一天拂晓，我骑马去一个村子。街道上空荡荡的，只碰到一个人。那人一边走一边把褂子披在身上，算是装束完毕。当我走过他身边时，他以尖锐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从青州府”，我回答。 “但是”，他说，“你不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 “是的”。我回答，“我来自英国”。 “英国！”他喊道：“就是那个反叛我们的国家！”（他指的是1837年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 “她永远不会反叛，”我说，“因为她永远不会属于中国”。 “她就是属于中国！”他反驳说，“在她成为中国的进贡国之前就属于中国了”（当年马戛尔尼爵士及其他使节带给中国的礼物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作向中国的进贡）。“当年英国的叛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他在说这些话时义愤填膺，而这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态度。 当睿智的耶稣会神父们，如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到达中国时，受到了明朝的万历帝和清朝康熙帝最热诚的接待。但后来的多明我会士向教廷投诉了耶稣会士采取的传教策略，双方发生了争执。教皇特使多罗（）来中国后，站在多明我会士一边，宣布耶稣会士关于上帝的一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据说康熙帝让陪同特使觐见的一位多明我神父读一读挂在接见大厅墙上的一些中文字，那位神父不认得，皇帝便告诉特使说，他最好把所有那些无知的神父带出中国。康熙皇帝宣称，与那些神父们相比，他更理解自己的语言。他希望耶稣会士们继续留在北京，至于教皇，应该管好自己的臣民，而中国的民众由他本人来管理。 后来，英国征服印度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事件，加上教皇一直将自己看作整个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他已经把东方赏给了葡萄牙，把美洲赏给了西班牙，使得满清政府很担心西方的政治入侵。反过来，他们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天子”是全世界的唯一主宰。当东印度公司到达广州时，清廷向律劳卑（）爵士颁发了一道敕令，命令他恭恭敬敬接受管理。两种同样的心态发生了冲突，正是这种冲突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导致了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再后来，发生了太平天国叛乱，这使一些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认为那是危险的政治运动。因而，尽管已经签署了关于宗教宽容的条约，中国政府还是训谕他的官员，不论高级还是低级的，要尽最大努力防止传教士到内地定居，以防他们暗中收买人心。在江苏，有一个人到处打听租房子，官府的人在他身上搜出一封外国人写的信，他就被处死了。租房给“鬼子”的房东将被逮捕并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政策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后来在中国开设的每一个传教基地都伴随着暴乱，而其发起者是官员和士绅。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图）
2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 山西省的灾荒结束后，我开始思考导致灾荒以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我感到我必须研究导致人类之苦难的根源，不仅仅研究中国，而且研究全世界的情况。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遵守上帝给与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去避免饥荒再度发生，去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除了省里的官员和省学里的学生们，我的宣传对象还有几百名候补官——不久后就会被任命到帝国中的其他地方，通过他们，会给其他省份带去良好的影响。 但在同他们进行有成效的交谈、对他们进行令人满意的演讲之前，我必须先用新出版的书籍、最先进的仪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我减缩了所有个人性的花费，住在一所中国人的房子里，穿着中国式的服装，吃中国饭菜，以便把每一个便士都用在购买书籍和仪器上。至于住处，因为同时做教堂和学校，我买了一个三进院落的大宅第，共有十间房屋。房子装修得很好，配有非常漂亮的山西壁橱，装饰着关于日常生活情景的描金画像。最好的房子里铺着砖，其余的都是泥土地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是一所吉宅，那所房子已经空闲了好长时间，所以租金很低，每个月只要十二两银子。房主认为外国“鬼子”不会害怕另外的鬼，所以后来又把房租减了，条件是我保证长期住在那儿；于是我只用每年大约九英镑的租金，就把它租了下来。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大炕，是用砖砌成的，靠近用纸糊的窗子；窗子长十英尺，宽十五英尺 。炕高约两英尺半，宽有六英尺，炕里边是散热的管道。火生在炕的一边一个约一英尺深的小洞里——洞的上面与地面持平，每天要加两次煤。这使炕上和房间里能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炕上铺着草席，感觉像铺着地毯，使得睡在上面感到不再那么硬。妇女们坐在炕上靠窗子的地方做女红，缝制时髦的衣服。 从1880至1884年，我花了将近一千英镑用于购买书籍和仪器，其中包括从一位叫约书亚·来维斯（）的亲戚那儿继承的一笔遗产。我所购买的最重要的书籍的目录想必会使读者们感兴趣，它们是： 权威的神学著作，涉及罗马天主教和清教各派——德国的、英国的、高教会派、低教会派、广教会派、不信国教派等等，以免自己成为一个偏颇的基督徒；比较宗教学研究类书籍；马克斯·缪勒的全套《东方圣书》；全套的佛教《三藏》（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确切地说中文本也刚刚译过来），这些花去了32英镑；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类；医药学及各类产业学；各民族的历史；亚洲文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那时，每一册都用锡盒装着，价值30先令）；《钱伯斯百科全书》等等。 至于我订购的教学和科研仪器，主要有下面这些： 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各种化学电池、化学电流表、盖斯勒管、电压表、电流表、袖珍六分仪、小型无液晴雨表。我还买了一架以氧化氢、酒精、乙炔为燃料的幻灯机附带一套最新的天文学幻灯片、关于澳大利亚、非洲、美洲自然历史的幻灯片，以及关于茶、咖啡、可可、橡皮和甘蔗的植物学知识的片子，还有一些关于各门科学的片子。我还订购了一套照相器材，后来把它交给了我的中文教师，让他帮助我摄像，不久他就成了全省最好的摄影师。我还购买了一部缝纫机。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向政府官员们做演讲（图）
3 向政府官员们做演讲 有了这些书籍和仪器，我可以就以下题目给官员和学者们做演讲了： ⑴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 ⑵化学的奇迹； ⑶机械的奇迹，如车床和其他各种工具，以及由此生产的缝纫机和自行车等； ⑷蒸汽的奇迹。蒸汽给采用它的国家带来了难以计量的好处，例如它在火车、轮船和工厂等方面的应用； ⑸电的奇迹，如同人们从用于照明和动力传输的发电机那儿所看到的； ⑹光的奇迹，如幻灯机和照相机； ⑺医药学和外科学的奇迹。 1881年，出现了一颗彗星。我为此专门作了一次演讲，向听众演示它的轨道的变化是固定的，像月亮的轨道的变化一样，因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凶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们的要求作一次演讲。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对我的满意程度：又一次，在满人和汉人之间就一所刚建成的戏院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知府强烈要求巡抚把戏院交给我，用作演讲。 在进行这些宣传科学的演讲时，我得到了内地会的埃里斯通（）先生的大力帮助。埃里斯通先生后来成为烟台教会学校的第一位校长，他是到太原府来度假的，同我共处了一段时间。地方官员们认为，现代科学的魔术超过了所有其它的魔术。比如说，我有一块磁铁和一个重60磅的铁砧。当人们在书房的一头称量铁砧的重量时，我则坐在书房另一头的一张桌子边，拿着一个类似钟表盘的配电板。我先让听众仔细检查一下磁铁，以确认上面既没有钩子也没有粘贴物，于是我在房子的这边动了一下配电板上的铜按钮，在房子的那一边，磁铁竖起来，“铛”地一声敲在铁砧上，与铁紧紧粘在一起。 “喂！注意了！”听到磁铁与铁砧的撞击声，我喊道：“现在，把磁铁举起来！”但当人们费力地将磁铁举起来时，在周围因为吃惊而睁大了的无数眼睛注视下，铁砧也同时被举起来了，紧紧地粘在磁铁下面。“现在，我将停止按这个铜按钮，铁砧会从磁铁上掉下来，小心你们的脚！”我一松手，铁砧“砰！”地一声掉在地上。 还有一次，我作一个关于氧气的演讲，说明它的助燃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在氧气里边，铁丝会像一根稻草一样烧起来。这景象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也使他们感到惊异。但另外一个关于氢气的试验一开始却不怎么成功，并且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我预先告诉他们，氢会像油一样燃烧。当着他们的面，我分解出了一些氢气。但当我把火柴触到玻璃管上时，出现的不是我所期待的氢气火苗，而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音像手枪射击，烧瓶的软木塞像一颗子弹穿过纸糊的天棚，消失了。马上，所有听众都站了起来，异常恐慌，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