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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布朗博士的到来
1870年十二月，医生传教士布朗博士从爱丁堡来到烟台，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中来。有这么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奉献精神的人做同事，我高兴极了。直到现在，我还栩栩如生地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次事件。那还是他刚来不久的时候，我们两人骑马去离烟台港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内地城市访查。途中停下来小憩时，布朗博士的马带着鞍子和笼头跑开了。我催马疾驰，向它追去。一靠近，我便探出身去，想抓住它的缰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双脚挂在自己的马背上，而两手却抓在了另一匹马的脖子上。两匹马一齐向前飞奔，情况十分危险。幸运的是，一条宽阔的运河挡住了去路，两匹马停下来了，我得以调整好姿势，将那逃逸的马安全地控制住。 9在山东半岛推销福音 因为渴望自己到周围的乡村看一看，这年十二月，在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罗伯特·利磊先生陪同下，我进行了一次旅游。我们一路上散发圣经小册子，参观了山东半岛上的各个主要城市和商贸中心，行程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回来后，我把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了烟台小教堂主持人的面前：在山东半岛，没有人从事传教工作。我建议他们从信徒中选择一人，作为传教士派出去。他们真诚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确定了人选，并承诺支持他的工作。他是我们当地教堂派出的第一个传教士。 10满洲之行 1871年，我共出游了五次，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只是在烟台附近的地区转悠，但第五次的里程却达六百英里，穿越满洲到了朝鲜。同伴还是罗伯特·利磊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知之甚少，只知道任何偷渡的企图都会招致杀身之祸。我们进行的是一次冒险之旅，并且确确实实，在朝鲜差一点没能逃脱对方的追捕。 （1）海上惊魂 我们遭遇的第一次危险是令人惊恐的渡船失事。那时，我们乘坐一艘德国帆船，借着强劲的南风由烟台驶往牛庄——满洲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第二天清晨，我们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从床铺上掀了下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片浅水里，高高的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猛烈地撞击着船底。船厅里的大镜子摔在甲板上，成了千百块碎片。船长把航海图放在驾驶台上，哆哆嗦嗦的手里拿着罗盘，说：“去年我损失了她的两条桅杆，现在她要整个地离去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他指着海图上河口南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猜测，他可能是没能算准风速，被强大的南风吹过了头，导致搁浅在河口外边的浅水里。因而，只要我们抢风向西南方转向，很快就会进入深水区。他照做了，我们安全到达了牛庄，只是船底的铜包板略有损伤。 （2）途中中暑 第二次危险是由于对气候的疏忽造成的。六到八月份是当地的雨季，洪水和泥泞使我们寸步难行。在被迫等了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租到愿意冒险去奉天（）的马车了，尽管我们走的是通往这个满洲首府城市的主要道路。最后我们租到了三辆马车，每辆车由两头骡子驾驶。车上除了我们和两个中国仆人坐的地方外，满载着《福音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出发的那一天，我的头疼得厉害。沃森（）博士——在牛庄的六个外国人之一——极力劝我等一天再启程，因为他担心我有点轻度中暑，但是，因为为了等车就耽误了两个礼拜，我坚决主张立即动身。路上，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在颠簸起伏的车里坐不住，眼睛也睁不开，太阳的光线照射在上面，感觉像针刺一样。我的朋友利磊先生让我抓着他的胳膊，两人靠在一起，一天时间往前蹭了大约三十里（一里约三分之一英里），天黑时到达牛庄城——牛庄港就是由此得名的。折腾了一天之后，我得头疼得更厉害了，大家决定让我服用一些鸦片酊，以便入睡。我们带着一个小药箱，但不幸得很，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却忘记带了。到底应服多大剂量，我们凭自己的记忆各执己见。利磊建议我服的剂量大一些，因为当时只有他懂一些医术，这事就交给他了。很快，我就进入了沉沉梦乡；一觉醒来，头一点都不疼了。多年以后，我在翻阅《柳叶刀》杂志时读到，治疗中暑的最好药物是“一剂高效的鸦片酊”。这就是说，我们瞎猫碰着死老鼠，发现了最好的处方。 为避免再度中暑，我把一个枕头绑在了头上，因为它具有很好的隔热功能。这样一路走过去。对欧洲人来说，我的形象算得上稀奇古怪了，然而，中国人对我的“帽子”一点都不在意，却反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利磊带的头盔上。“看啊，那家火头上戴着一个洗手盆！”他们喊道。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遭遇劫匪
在满洲里，我们接下来遭遇的危险与乡野间糟糕的治安状况有关。离开奉天后，我们继续向东走。人们告诉我们，满洲里乡野间的劫匪成群结队，横行不法。一个午夜，我们住宿的旅馆的大门被敲得砰砰响，一伙赶马车的人喊着要老板开门，放他们进去。一伙匪徒突袭了在我们前面路上的那家他们所住宿的旅馆，他们吓得赶紧牵着骡子逃了出来，把车和货物扔在那里，任凭劫匪们处置。 第二天，听到这个故事后，我们的中国仆人害怕了，要求返回烟台，然而，看到我们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后，自尊心又使他们不好意思离开，尽管我们打算给他们提供返程的费用。于是我们决定把钱分开来携带，以便在有人遭到抢劫时，其他人那里还会剩下一些。分钱的过程可不轻松，因为中国的银子是按“锭”流通的，每锭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论重量大约是五十中国两或者六十六英国盎司。这样一个银疙瘩必须送到铁匠那里，加热至发红，敲成薄片，然后切割成重一二盎司的方块。我们把这样的方块缝进衣服不同的地方。如此这般做好防范抢劫的准备后，我们动身时天已经不早了。 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带着武器，肩上斜挂着一杆长矛或旧式火绳枪。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右边的山谷前进，时刻保持警戒。突然，有人喊了起来：“有土匪！”我们看到，在我们前方的河对岸，有一些帐篷，有十一个骑马的人正向我们打算前往住宿的旅馆跑去。看到他们会在我们进入旅馆之前将我们截住，我们调转马头，向一所我们刚刚路过的农家院落奔去。在门口，我们遇到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问她能不能让我们把马车赶进院子里，等土匪走后再上路。她属于那种最高尚的人，立即邀请我们进去，嘴里说着：“我有一些庄客在地里干活，这就派我女儿去把他们喊回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能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们路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的”。我们把三辆马车赶进院子，关上了大门。 田野上覆盖着丰收在望的高粱，弯弯曲曲的道路在其间时隐时现。劫匪骑马向这边奔来，我们却看不见，因为那高粱实在太高了，但当他们挨近时，我们能够听见他们的马的蹄子敲在地上的啪嗒声。我们穿着欧式服装，站在大门内。直到转过一个街角，在十码的距离之内，骑马的劫匪才发现了我们。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站在